首页 -> 2005年第7期
有没有毛泽东纪念鲁迅的两首诗
作者：彭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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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的诗中，以“犹制小诗赋管弦”作为诗的结句，就不光是“轻薄”了，这哪里还有一点纪念“第一等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味说句不敬的话，它倒有点嘲弄的味道。鲁迅在这里是控诉，是呐喊，是欲哭无泪，你说他要拿它去“赋管弦”，究竟是赞扬鲁迅的这首诗﹖还是鄙薄它﹖是恭维鲁迅，还是糟践鲁迅﹖
这与毛泽东历来对鲁迅的评价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首，说的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从陆游说到秋瑾，就是与“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不沾边，不搭界，而且全是拗句。这样的“诗”，不说它也罢。
三
1961年9月25日，即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如果不避讳什么的话，这确实是内外交困的一年。在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大破坏后，便是接连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全国农村多有饿殍。1961年新年刚过，毛泽东便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由于现已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只编到1949年止，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此时的详实行踪。笔者只约略地知道，这一年，毛泽东几乎倾尽全力，集中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分配制度等问题。5月底至6月初，他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9月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应该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并附去了他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的纪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关于“邯郸谈话会”，至今未见到翔实的资料。笔者只在一篇题为《六十年代初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的文章中，见到“（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山东、河北省委的汇报，内容主要是实行分配大包干问题……”（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5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好像就是所谓“邯郸谈话会”。这说明，9月26日，毛泽东应在河北邯郸忙他的经济要务。
那么，此前数天呢﹖报纸资料证明，国庆节前，至少到9月23日，毛泽东是在武汉。他是２１日从长沙乘专列来到武汉的，住在东湖客舍。1961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在武汉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是9月5日来中国访问的。23日由李达上将陪同来到武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24日，正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毛泽东又“追加”了一次会见。他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一直谈到下午五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邀请这位英国元帅坐着小轮船，看他在长江游泳。
这天晚上，在蒙帅离开武汉前，毛主席竟又一次突然赶到胜利饭店，为他送行，而且还将他刚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亲笔题上“赠蒙哥马利元帅”送给他。这些事，当时的新闻媒体并未作详细报道。后来，肖思科一篇题为《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谈接班人》的文章，作了详细的披露（见《共和国要事珍闻》第705页）。按上述所引资料，大概就在送走这位英国佬之后，毛泽东就赶到河北，去开他的“邯郸谈话会”去了。
9月25日，鲁迅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北京，周恩来出席了纪念会，郭沫若致词，茅盾作报告；上海则是巴金出席，石西民讲话，叶以群作的报告。从公开报道的规格判断，毛泽东似乎没有参加两地的纪念活动。此外，《人民日报》在一则小消息中说，上海、天津、广东、绍兴，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其中没有提到“武汉”。一直到10月7日，才有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以黑田寿男为首的日本朋友，并书赠“万家墨面没蒿莱”条幅的报道。但此时离鲁迅的诞辰纪念日，已经过去将近两周了。
笔者费心费力地找出这张时间表，原是想找到一点毛泽东写诗的佐证。但结论却正好相反。很难想象，没有一点事件因素的触发，他会在国事纷纭的时刻突发诗兴，去写下这么一首诗来。
倘是接见黑田寿男等人时，毛又突然想起“八十诞辰”一事，引发诗兴，补写一首的话，不也是可能的吗？笔者谓，不要忘了，此时毛氏是在中南海呵！六十年代中南海丢了毛主席的手稿，而又代之以“抄件”，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笔者宁可相信，这言不及义的两首绝句，不是出自诗人毛泽东之手。
若有言“是”者，请将道理拿来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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