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乱世飘萍
作者：曾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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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张扬民主自由，抨击贪官暴政，无丝毫隐忍退让。及至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系狱。“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这话不用咬牙切齿去说，已是掷地作金石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在邵飘萍的自述中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邵飘萍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他只好前往日本暂避，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和政治。他积习难改，仍然满怀热情和兴趣，为国内的报章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极其苛刻极其蛮横企图兵不血刃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看出事态严重，立刻给《申报》拍发电文，揭露内幕。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天下，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上海新闻界决定联合对抗袁氏集团。可是群龙无首，尚缺一位先锋大将，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错过这种难得一遇的大场面，他束装返沪，征尘未洗，便捉笔为文，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五现其身，由“登极”至于“极刑”，邵飘萍故意暗换“极“字的词义，一举将袁世凯的红喜事颠覆为白喜事。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丝毫不算谬赞。那些拥护民主共和的读者看过这则短文，自然是大呼解恨，大叫过瘾。
邵飘萍在上海《申报》主持笔政，专拿袁世凯说事，袁氏一日不死，中国一日无救，他的时评烧起冲天猛火，袁氏的金身也有点抵抗不住。《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这些文章拳拳吃肉，招招见血，令袁门走狗恨之入骨。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他驰骋在反袁倒袁的最前线，鲁阳挥戈，重造共和，堪称急先锋。邵飘萍的名字因此为各界读者所熟稔，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非他莫属。
二
铁血执政段祺瑞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二位大冤家。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邵飘萍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靠山，出言竟敢如此高调，他凭仗的既是个人的血气之勇，也是民间舆论的力量。“千夫所指，不病而死。”他太相信这句古话了。
邵飘萍一再强调报馆是“社会公共机关”，记者是“国民舆论代表”，报章是社会公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失却良知、歪曲事实的报纸，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他激赏明代烈士杨继盛（此公劾奸相严嵩十大罪，惨遭虐杀）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将“铁肩妙手”化为“铁肩辣手”，亲笔书写成四个大字，挂在办公室的正墙上，悬为明鉴，时时自勉。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认定培养新闻人才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周两小时的课，他从未塌场。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邵飘萍如此教导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
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当时，他若不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准定会痛下毒手，给邵飘萍一点颜色看看。
1919年，五四前夜，邵飘萍在北大校园内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大声呼吁：“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同年８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东瀛。
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回国重振《京报》。他充分吸收日本《朝日新闻》社的先进经验，结合《京报》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报馆的内部组织、编辑方法、新闻搜集、栏目、体裁、版式等加以革新。复刊后的《京报》每日两大张，新闻丰富快捷，议论鞭辟入里。《京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也利用社会力量，编辑多种副刊，团结了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一大批正直敢为的进步学者。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辛辣嘲讽议员和官僚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出自邵飘萍的手笔：
犹忆去年陶文泉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现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阴风凄凄的北京沦为鬼城，清华、师大等校园的大礼堂差不多变成了陈尸的太平间，师生臂挂黑纱，脸上尽是哀戚而且愤怒的表情。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追悼会即将开始，大会主席尚未确定，毕竟当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但大义所激，勇敢者总是有的，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他疾言厉色声讨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的暴行，全场为之震动。陈毅讲完之后，一时间无人发言，会场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时，《京报》社长邵飘萍青衣马褂，轩然阔步走上讲台。他的声音不大，语气也相当平和，但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