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荐举之滥
作者：王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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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被读书人视作入仕正途的科举考试废弃之后，人们欲求得一官半职，必须拿到官员的推荐信，私人荐举成了入仕的正途。1934年，胡适著文说：“国家官吏十多万人，都不由考试而来”，均来自荐举。写荐书忙坏了官吏们，看荐书忙坏了官吏们。荐书如雪花纷飞，成了民国一大景观，也成了民国一大祸害。
1905年，清朝废除了隋唐以来沿用已久的科举制度。从此，各级官员不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而主要通过私人推荐任命。流风所及，民国时代官吏任用的主要途径乃是荐举。一个机关或部门的负责官员调动了，带走了一批人，留下了很多空缺，于是一些有权势、有脸面的人就忙着写荐书。新任命的负责官员赴任时口袋里装着一大把推荐信，就根据写荐书者的地位、实力、面子及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决定用谁不用谁。这在民国时期不算“后门”，而是“正门”。
民国时代荐书之滥，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朝野名流，有一人一年写推荐信多至七八百封的。一位交通部部长曾对胡适说，因为收到的荐书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过目，更无法一一作答，但又不能不回复，竟只得聘用两个书记，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专做答复荐信的事。
南京国民政府各部，有的部部长更迭过于频繁，就拿司法行政部来说，自1912年至1927年，十六年中部长更换三十五人，平均每人任职不足六个月。自1927年至1934年终，除居正以司法院院长兼司法行政部部长外，八年内部长换了七人。每个部只要部长一换，部中人员往往全部更换。这个时候，正是朝野名流大发荐书的好时机。像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不但各部如此，而且各机关、各单位无不如此。
1944年至1949年曾任湖南省泸溪、新化、长沙等县县长的李惕乾，撰有《从旧时县政府看国民党的吏治》一文。此文谈到了在县长任用的过程中，官员的条子大行其道的情况。
本来南京国民政府就县长的任用发过一些文件，规定县长须通过甄审、考选录用，并且举行过若干次高等文官考试及普通文官考试。实际上，决定县长的拔用的，主要不是甄审，也不是考试，而是官员的条子。一般官员的条子还没有用，要省主席的条子才解决问题。李惕乾的文章说：“一切甄审、考选办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并未见诸实行。任免县长的实权总是操在省主席之手。例如，抗战前后，中央就分发过几批高等文官考试或县长考试合格人员到湖南，湖南本省也甄选过几批县长，但都只有几个有背景的合格人员走马上任，很多人钻营候差几年，也过不了县太爷的瘾。”
据李惕乾自己说，他未经考试、甄选，就顺利地当上了县长，靠的就是条子。有人把他介绍到薛岳那里。当时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要他去找湖南省民政厅厅长陶履谦。陶接见过李惕乾之后，曾向人暗示，李惕乾不像一个有三十岁年纪的人那时规定，县长的年龄必须在三十岁以上。李惕乾等了多日，不见有下文，内心不免焦急。薛岳留他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当了几个月食客，忽然有一天，李惕乾接到了县长的任命。与他同时被任为县长的，还有一批人。原来薛岳下了条子，于是李惕乾等十几个人立即一齐被作为县长任用。
薛岳的条子，还不如“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条子的威力大。陈氏兄弟都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长期掌控该部。民国时期出版的林天行的《中国政治内幕》一书说，陈果夫及陈立夫在国民党党务方面握有百分之七十的权力，足见权势之大。庞镜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见闻》一文也云：1949年以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的事很多，权力很大。人数最多时，有五百余人。国民党在全国的各级党务人员的任免，均由中央组织部预拟方案，提请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执行。如果谁要安插私人，须由蒋介石、陈果夫推荐当然还有陈立夫。“二陈”的条子比薛岳的条子管用多了。
南京国民政府曾对官吏写荐书作过限制，明令官吏不得向自己的部属荐举人员。1933年颁布的《官吏服务规程》规定：“官吏不得假借权力，以图本人或他人之利益……官吏对所属官员不得推荐人员，对其主管事件，不得为亲故关说请托。”这些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
在民国时期曾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院长等职的汤化龙为应付络绎不绝的上门求职者，想出了一个“妙招”。大约1916年10月的一天，江苏的名人韩国钧收到了汤化龙的一封推荐信。此前韩国钧曾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省巡按使等职，这时正在故里江苏泰县经营泰源盐垦公司并办理运河工程局事。就在韩国钧考虑怎样处理汤化龙的推荐信时，汤化龙又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写推荐信，若出于真心，会在信上加盖特别的印章；如推荐信上没有盖特别的印章，表示出于无奈。他写道：“弟于友朋通函，向有特别印章之约，无此印章，即可置之不理。”韩国钧一看就明白：汤化龙交办的事，有的根本就不需要办。汤化龙跟亲朋好友都约定了写荐书的暗号。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对其荐书，不必封封“落到实处”。
民国时期也曾举行过文官考试，但文官考试成绩优秀，不如有权人物的一张条子；入仕的“正途”表面上是文官考试，实际是官员的荐书。胡适对此曾有深刻的揭露。
1934年3月4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公开荐举议——从古代荐举制度想到今日官邪的救正》一文。文中说：当时“国家官吏”共有十多万人，都不由考试途径而来。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了两次考试，录取了二百零八人，至今没有安排工作。分配各部委，则各部委没有余缺；外放各省，各省往往不予安排。由于考试录取人员出路大成问题，国人至今不相信考试制度。有个叫赵文锐的人，几年前从美国留学回来，想参加文官考试，朋友们都耻笑他不识时务，竟要参加一般人不屑一顾的文官考试。赵文锐不顾朋友们的耻笑，去参加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他考的名次很高，录取后分在某一个部里学习，月薪不过五六十元。学习了好几年，始终没有得着相当的位置，每年还得靠教书维持他的生活。后来政局变动，北京政府倒台，他去了南方，不久经由同学推荐，在国民政府之下顺利地做到了杭州关监督。胡适感慨道：“考试正途只能给他一个分部学习，而同学的提携倒可以给他一个关监督。”“今日任官的方法全由推荐介绍……今日任官流弊的中心在于荐举。”
胡适在文中提出以下主张：实行公开荐举，将推荐人和被推荐人的情况向社会公布，让全社会都知道，被推荐人的来历如何，他是何人所推荐；实行荐举责任制，推荐人必须声明对被推荐人的过失负连带责任，以后若被推荐人犯事，须追究推荐人的连带责任。他说，公开荐举和荐举责任制，不是从国外传来的，而“是我们老祖宗早已行过的古法。试看古人的荐状，都是公开的‘明保’，都得声明负完全责任”。南宋曾任左丞相的周必大荐举吴概等人“堪任监司郡守”，特在荐状末尾写道：臣保举吴概等人，均系保任终身。倘若所举之人不称职，甘愿受谬举之罚。周必大推荐尤袤、石垫二人“堪任监司郡守”，荐状末写道：“两人如蒙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坐。”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枢密直学士李彦推举的人犯了贪赃罪，朝廷向推荐人李彦问责，将其免职。朝廷并没有因为他是守卫边境的重臣而宽恕他。胡适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民众雇一个老妈子，还得问荐头；店家用一个伙计，还须有铺保；旅店雇一个茶房，还须有押柜。国家的官吏岂不更重要，岂可不要公开的负责的荐举吗﹖”
胡适是个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的书生。他说得头头是道，只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中国官场的陋习由来已久，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荐举之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