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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克利行刺案与美苏冷战结局
作者：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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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生诊断，欣克利父母与儿子开诚相谈，希望他确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欣克利当即表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当作家，听说名校耶鲁正在开办一个“作家训练班”，希望能够入学深造。父母闻之大喜，当即慷慨解囊。实际上，欣克利对父母耍了个心眼儿。他当时已通过媒体报道，得知福斯特入学的新闻。
1980年初秋，欣克利来到耶鲁，整天在校园里瞎遛达，追逐意中人的芳踪。他曾多次与福斯特迎面相遇，但却临阵怯场，害羞脸红，欲说还休。没胆量正面强攻，欣克利只好侧面迂回，多次给福斯特打电话、写情诗、送鲜花，情深意切，爱意绵绵，结果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追星不成，欣克利极度沮丧。他给父母打电话，报怨耶鲁之行令人失望，要求回家养病。实际上，他此时已暗下决心，要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赢得意中人的爱慕。于是，他尾随正在全国各地竞选连任的卡特总统，企图行刺。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得手。回到科罗拉多州家中后，欣克利心情低落，郁郁寡欢。他的父母再次请来心理医生。这次，欣克利谈吐谨慎，守口如瓶，对医生隐瞒了追星失败、购买枪支、谋图行刺总统等内心隐秘。医生检查后得出同样结论，欣克利一切正常。
1980年12月，媒体突传噩耗，摇滚巨星列农在纽约遇刺身亡。欣克利悲痛欲绝，专程前往纽约，参加了纪念列农的烛光晚会。回家后，他仍然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欣克利父母深感不安。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一个二十五岁的爷们儿，一天到晚赖在父母家中，好吃懒做，花钱似水，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实在不像个样子。相比之下，欣克利的哥哥勤奋上进，学有所成，已成为父亲公司的副总裁。1981年3月下旬，根据心理医生的建议，欣克利父亲痛下决心，把不成器的儿子扫地出门，让他独立闯荡，自食其力。
被扫地出门后，欣克利前往首都华盛顿，住进距白宫只有两街之遥的一家旅馆，根据白宫提前公布的总统日程安排，开始谋划行刺里根。行刺前两小时，他模仿《出租车司机》中的情节，给福斯特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诀别信：“ 亲爱的茱迪，当我行刺里根时，我本人极有可能已当场身亡。所以我现在给你写这封信。”“向你承认，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因迫不及待地要感动你的芳心……以牺牲我个人自由，甚至可能生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1〕在欣克利案中，这封意乱神迷的诀别信至关重要，它后来成为辩方律师证明被告精神错乱的重要证据。
欣克利入狱后，联邦政府起诉他犯有非法购买、拥有、使用枪支和谋杀总统、重伤四人等十三项重罪。欣克利虽然“罪大恶极”，但在正当程序的保护之下，仍然得到了公正处置。控辩双方都派出精神病专家，与欣克利反复接触交谈，观察谈吐举止，诊断心理精神，长达三个月之久。他们还对与欣克利打过交道的各界人士，诸如心理医生、机场警卫、旅馆服务员、案发现场的联邦特工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取证。
1982年4月27日，联邦法院开庭，正式审理欣克利案。控方律师和医学专家认为，欣克利虽然精神怪异，行为乖张，不可理喻，但是，他并非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谋划行刺卡特总统和刺杀里根总统之举，并非精神失常，鬼迷心窍，而是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冷血实施。因此，他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
辩方反驳说，欣克利毫无政治动机，手无缚鸡之力，甘冒杀身之祸，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追星，其想法和行为大异于常人。从医学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狂”型精神病患者，把自己与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虚构角色混为一谈，异想天开，神智错乱。因此，被告不应负任何刑事责任。
那么，欣克利究竟是精神错乱，还是“装疯卖傻”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却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人类的精神病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千古之谜，至今尚无明确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手段。进行临床诊断时，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现象，实属正常。
庭审时，欣克利父亲出庭作证，言之凿凿，老泪纵横，使陪审团深受触动。他痛苦地回忆说，儿子自幼胆怯害羞，与人为善，若非意乱心迷，精神分裂，绝对不可能铤而走险，干出谋杀总统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罪行；自己身为父亲，数十年来忙于生意，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极少过问。由于儿子长大成人后不甚成器，做父亲的过于简单粗暴，未能发觉孩子的心理疾患，反而采取“休克疗法”的强硬手段，将儿子扫地出门，以致铸成弥天大祸，如今追悔莫及。他向法庭表示，希望父代子过，换得儿子今生平安无恙。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两条：一为“麦纳顿规则”（M＇Naghten Rule），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之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对错，则被告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另一个是著名的“德赫姆规则”（Durham Rule），又称“结果规则”。在普通人心目中，只有又疯又傻、又痴又颠、满地打滚才算精神病。可是，“德赫姆规则”的定义颇为宽泛，甚至连“情绪残疾”（Emotional Disability）也算精神疾病；由此，如果被告的行为系精神错乱或情绪残疾所造成的结果，则不负任何刑事责任〔2〕。
更要命的是，依照当时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中，控方负有举证重任。可是，由于精神病鉴定并非“科学”，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常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之时被告的神智百分之百正常。仅凭欣克利留下的那封诀别信，辩方就可以提出合理挑战，断言欣克利鬼迷心窍、精神分裂。与此同时，美国法律还规定，只有当控方呈堂的证据确凿无疑，丝丝入扣，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时，陪审团才能将被告定罪。这些法律和规则，实际上是为刑事案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大开方便之门。
在法律和诉讼规则偏袒之下，虽然欣克利似乎只是轻度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却在法庭诉讼中占尽先机。1982年6月21日，陪审团裁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法官宣布：把欣克利送往华盛顿市一所名叫圣伊丽莎白的精神病医院，接受监护治疗。欣克利本人无动于衷。他的父亲百感交集，案后辞去公司要职，捐赠巨额财富，在华盛顿市郊成立了一个资助精神病研究和鉴定的医学基金会，并自任总裁，成为小有名气的慈善家。
判决公布，举世皆惊！欣克利蓄谋已久，谋杀总统，重伤四人，罪大恶极。可是，法院审判的结果却是被告精神错乱，不负刑事责任。改革开放之初，这个轰动一时的司法大案既令人震惊，又启人深思，触发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震荡和深入思考。《世界知识》执行主编徐波回忆道：“甚至里根在上台不久遇刺受伤这一经历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一方面，它使我们了解到，美国社会原来是如此复杂，随便一个人手里就能有一把枪，而且，随便一个人就敢向总统开枪。另一方面，也并不因为谋杀的是总统，刺客就要被视作十恶不赦的‘现反’，而是在认定他患有精神病之后，将他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里根总统本人也并不对他进行蓄意报复。”〔3〕
实际上，里根总统本人不但未对刺客进行蓄意报复，而且在得知欣克利为精神病患者后，立刻在医院病房中为他祈祷平安。伤愈出院后，里根一度异想天开，打算邀请欣克利来白宫见上一面。因这个想法荒谬绝伦，在总统幕僚苦劝之下，里根最终打消了这个好莱坞式的荒诞剧念头。
在精神病院，欣克利接受治疗，度日如年。1984年圣诞节前夕，即判决仅两年后，据医生诊断，认为欣克利病情大有好转。经院方同意，每逢佳节假日，欣克利可以在医务人员监护下，回家与父母团聚。从医学角度而言，与家人团聚，而非与世隔绝，将有助于精神病人恢复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