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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九○五年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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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萨特
正当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的1905年，在德国，年轻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西方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让·保罗·萨特也在1905年诞生于法国。萨特和鲁迅一样少年丧父，和鲁迅一样貌不惊人，身材矮小，然而内心充满张力。同时，萨特和鲁迅一样横跨文学和哲学，也和鲁迅一样早年受尼采思想启迪（对萨特而言，来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更多些），关注人类存在的焦虑、虚无和荒谬感。两人都在中年后左倾，介入政治，成为激进青年的精神导师。由人道主义入存在主义，又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鲁迅和萨特走了一条相似的精神历程。仍然和鲁迅一样，萨特的逝世引发了悼念的浪潮，其后却又慢慢地从神坛上走下来，开始接受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鲁迅在哲学上的成就固然不能和萨特相比，但《野草》实在是哲学的，《过客》尤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16〕。甘阳先生似乎说过，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实在是知人之论。但是，鲁迅的哲学显然是受二十世纪德、法两国唯心思想，而非英美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在鲁迅和萨特间存在某种暗合，而鲁迅和胡适的分歧，则未尝不可以看成是欧陆存在主义哲学和自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直到杜威的英美实证哲学在中国的交锋。
鲁迅在1905年前后进行的关于完美人性的抽象思考，其发展在《一件小事》中又露出端倪，即在劳动人民身上发现崇高。在三十年后，也即其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他最终找到一种制度意义上的答案。这一年，鲁迅在1935年答“国际文学社”问时宣布：“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勇气了。”这时的鲁迅，由于思想的不断转型，显然完全超越了章太炎和1905至1908年间的自己，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思想的出口。但是，向来多疑且明辨的鲁迅持这样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多少令人诧异。胡适可以以自己亲眼所见来谈论美国的所得税和股份制，而且胡适还有在莫斯科住过三天的经历，但鲁迅除了来自苏联的宣传和他人的见闻外，毕竟没有任何对苏联到底有多成功的感性知识。但鲁迅的确曾经为革命暴力作过辩护，他说：“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17〕这样的说法，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何其相似！或者，正是因为黑暗势力诋毁革命和进步，鲁迅才刻意以一种逆反心理作如此表态！为什么鲁迅会对一个他从没有亲眼见过，没有经历过的地方如此“确切的相信”？难道这里仅仅又是一种青年时期就养成的心理习惯使然：对周围眼见的一切容易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但对没有见到的反倒保持幻想和希望？他曾说他离开故乡的原因是“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在1926年11月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再次表达出这种似乎不太符合逻辑的浪漫主义：“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18〕
一位美国哲学教授在其著作中对萨特1952年改宗马克思主义曾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萨特愿意将他追求的自我自由置于党的权威之下？他的回答是，因为萨特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找到对荒谬的存在的救赎，并通向终极自由。以此来看鲁迅，也可以尝试着回答，鲁迅未必在真的迷信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但是他相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解放的诺言中，他寻求的“理想的人性”才可能最终实现。首先，马克思主义对旧社会的无情批判完全符合鲁迅的要求。其次，马克思关于人与物、人与人的异化和疏离这一命题的探讨，正是萨特和鲁迅共同关注的核心。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以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为标志，已经实现了从个体意识到阶级意识的演进。鲁迅也在自身的体验和反思中，逐渐将早年对个体存在的关注提升为有组织的集体、社会和阶级意识，从“超人”转向了大众，这一步假若不跨过来，则苏曼殊式的自暴自弃就可能在鲁迅身上重现。第三，萨特和鲁迅都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且两个人的思想都随时代而前进。那么，不论是作为救赎人类的出路也好，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行动的指南也好，还有什么能比后期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更为有力呢？“他人即地狱”的观念何以能导致萨特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这一理论困境恐怕也是作为存在主义宗师的萨特自己改宗转向的根本原因——高度自我和唯心的存在主义毕竟难以提供一个群体救赎的出路。
但是，萨特最终其实是认同了左的专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分为三个阵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专制和英雄崇拜的思想由卢梭、费希特、尼采一路而来。鲁迅和萨特的共同点则在于，从关注个体存在始，但最终摆脱了尼采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始终没有认同自由主义。我们今天泛泛地将鲁迅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并无大碍，因为“自由知识分子”本身就很难准确定义，也可以用以指涉一种批判精神，但如果采用罗素提出的“自由主义”严格的学理意义——多元化、私有财产、分权制衡、思想宽容——则鲁迅并非英美式“自由主义者”，更像是一个德法式浪漫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瞿秋白曾经明确指出，鲁迅是反自由主义的。而所谓“无阶级”，实质是追求绝对平等，按罗素的观点，这又恰好是浪漫主义的卢梭区别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洛克的地方。在现代中国，尽管鲁迅的深邃、犀利、奇谲都无人能及，但在思想和性情上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恐怕还得算是胡适之，乃至张君劢、张东荪、储安平一路人，而非鲁迅。今天的人们排除情绪和偏见，对鲁迅进行深入研究、考证的态度，正是胡适终生倡导的〔19〕。专制害怕的不见得是“犀利”，而正是冷静的考证。认识到这一点，则何以鲁迅成为极左时代的文化圣人，而胡适成为死敌，不就迎刃而解？
不少人曾担心地设想，假如鲁迅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会如何，这种担心是建立在毛泽东如何对待他的基础上，似乎预先设定鲁迅会继续“批判”下去，可是，且不说毛对鲁有发自内心的推崇，为什么就不能设想鲁也会沉默而生存呢？既然高尔基可以把“不合时宜的思想”冷藏起来，和鲁迅并肩作战的宋庆龄都可以象征性地“大炼钢铁”，鲁迅为什么不可能沉默、蛰伏？假使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已经是古稀之人，以他的独特性格，既然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去抄古碑，在北洋政府中长期任职，难道就一定会和其他人一起去“大鸣大放”吗？更何况，写杂文是鲁迅的一生中为揭露旧社会所不得不做的事，并不是全部，他还有更多的整理、翻译、写作、编辑等事可做，以为他会必定响应号召，“赤膊上阵”，然后中箭落马，这表面上是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是看低了他的复杂性。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往往不在于其本身完美，倒在于他能将看似矛盾的东西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注释：
〔1〕《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见《鲁迅全集》，下同。
〔2〕《华盖集·题记》。
〔3〕〔1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6页。
〔4〕〔5〕〔6〕〔11〕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4、295、289、416页。
〔7〕法白吉尔（Maria-CalireBergere）：《孙逸仙》，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9〕《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
〔10〕《鲁迅全集·书信·致吕蕴儒》。
〔12〕见《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13〕《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14〕参见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6〕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7〕《〈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
〔18〕《两地书》。
〔19〕见胡适1936年致苏雪林的信。转引自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