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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１９３４年的国医、西医之争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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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两个中医拥趸咄咄逼人的言论，傅斯年并没有改变其立场，而是继续坚定地站在西医所代表的“科学”一方。由于《大公报》“星期论文”是实行轮流写稿制度，下次轮到他做已是十周之后，因此傅便在其作为编务人员的著名杂志《独立评论》上作了答复，这场关于中西医孰优孰劣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自然也就移植到了《独立评论》上了。傅在回复的文章《再论所谓国医（上）》中全面地置疑了中医所谓的“病理诊断”能力和可信度，认为建构近代医学的四大柱石“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实验药物学”都是科学的知识，而这些中医是根本没有的。傅斯年从各个层面论证了中医与近代科学、近代教育不相合的“历史事实”，实质也就是与现代历史的展开方向不相合。言下之意，中医是反科学的野蛮民族的迷信和巫术。对于陈泽东的辩护，傅斯年认为该文是“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13〕。他吁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14〕对于赵寒松的改良论调，傅斯年如此质问到：“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15〕
傅斯年显然还意犹未尽，他在《独立评论》第一一八号继续坚持中西医之间不可调和、折中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惺惺”的“援西入中”。他坦言到：
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诊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之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16〕
接下来的辩论仍旧没有跳出改良论这个“无物之阵”，第一二零号的《独立评论》刊登了一个署名“志云”的读者来稿，他的文章指出，陈泽东之流本是食古不化的盲从者，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也代表不了国医的全体，国医自有他的价值在，非陈泽东之流可以理解的。他指出既然傅斯年已经承认中医不过是“经验良方“，既然是良方而且是通过经验得出的，自然就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就值得学者去做认真的研究，而不是通过政府用粗暴的方式废止。最后，他提出中西医之间应该互通有无、扬长避短而共同进步。傅斯年在这篇文章后面撰文直接回答了作者，首先他承认自己是措辞不当，中医不是“经验良方”，而仅仅是“方剂”。针对志云认为他没有资格来谈论这种纯技术的西学问题，他首先陈述了自己留学国外研习生理学的经历，并措辞强硬地反驳到：“殊不知‘国医’并非‘纯技术的问题’。近代医学是科学，凡受过一番不虚假的科学训练的人，都有维护、支持、发挥近代医学的立场之资格，中医是不曾有益的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故没有讨论近代科学或这样‘纯技术问题’的资格。”〔17〕
而对另一读者、研究实验语音学的学者刘学濬的争论文章《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见《独立评论》第一二一号），傅斯年也一样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驳。刘的这篇文章与前述的论理性的文章不同，他仅仅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中医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发挥西医所不及的功用。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三岁多的小孩患痢疾被西医所耽误、几乎致死，最后通过中医才获救，而其孩子的玩伴一样地患痢疾找了最好的西医结果被治死了。所以他认为“中医的缺点及特点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问细胞起了变化才发生疾病，只问所生的是什么病。知道了病就按病去治。所用的药及药方都是经验良方。”〔18〕傅斯年在文后的“附答”中倒是从西学与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反击理由：
凡是经验，一个人的不尽可靠的，要靠有资格的众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遗留下来。不幸我们的国医动辄曰秘方，此言若是谎话，更不必论；如假定他真有一个不示人的方剂，则试问方既秘矣，如何可以众人之经验断定其良否。……中国文化中有一件最不幸的事实，医学也不是例外者，即是中国文化中若干事缺少继续性。以学问论，人存学举，人亡学息，古往今来，每有绝学之叹，不像欧洲，能以学院教会、或学会之建制继续推衍的。以方技论，更不必说，百科杂样，每经乱事而失传。〔19〕
傅斯年所说的这个方面诚然是中医的一大弊端，即祖传秘方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限制了其存续和厚生利用。在傅看来，这个姓刘的学者所举的例子根本不足为训，因为中医误死人的事例更多，从统计学的意义上他“科学”地认为西医优越于中医的效果。
科学主义思想方式在傅的思想世界和行为世界里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都变形成科学拜物教式的唯科学主义了。傅斯年研究专家焦润明指出：“他在当时理解的科学知识检讨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评价中国传统学术缺少怀疑精神和批判创新传统，不分学科而分宗派，缺乏个性以及与时代共进的同步意识，缺少科学精神，等等。因此，他主张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学术界，建立以人的创造性为本的学科体系，进行分科的精确性研究。”〔20〕因此，在这场中西医的争论中，傅斯年是如此坚定地固守科学第一位的原则，从各个层面耐心细致地与中医的拥护者们辩论，力图让在他看来处于蒙昧中的国人体察到“科学真理的光泽”和中医玄学的“虚妄与可笑”，当然，这在他的心目中决不仅仅是一场中医西医之间的技术（工具理性）上的角逐，更多地象征了中西文化或者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较量。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和科学主义者，傅的学识、信仰与气质决定了他在反抗中医拒绝调和中西医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迟疑的。
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好像走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曾经的争论仅仅沦落为故纸堆里烟尘弥漫的发黄的纸片，当年针锋相对的辩论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今天，我们又重新开始探讨中医药的改革与出路了，当然，历史似乎停滞的同时其实暗潮涌动，至少对于今天关心中医药出路的学者来说，已经不需要像1934年的傅斯年那么“偏激和决绝”了。在当时国衰民弱列强环伺的历史情景中，西医更多的是与强大的“科学、西方、现代化”等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而科学与现代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代表了中国唯一的努力方向，因此他才会这么痛心疾首地憎恨中医。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多了一份从容与宽容，甚至，我们似乎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图景里，通过对中医药的出路的探讨来重新找到源自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养分，寻找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与文化价值，这自然也暗示了身处全球化之中的中国人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也许这是七十年前后同样的中西医讨论背后最大的区别吧。
注释：
〔1〕许纪霖：《一代豪杰“傅大炮”》，转引自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2〕〔3〕〔4〕〔5〕〔6〕〔7〕〔8〕傅斯年：《所谓国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8月5日。
〔9〕〔10〕〔11〕赵寒松：《评傅孟真〈所谓国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8月13日。
〔12〕陈泽东：《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8月18日。
〔13〕〔14〕〔15〕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上）》，《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1934年8月26日。
〔16〕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下）》，《独立评论》，第一一八号，1934年9月16日。
〔17〕傅斯年：《关于“国医”问题的讨论》，《独立评论》，第一二零号，1934年9月30日。
〔18〕刘学濬：《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独立评论》，第一二一号，1934年10月7日。
〔19〕傅斯年：《关于“国医”问题的讨论》，《独立评论》，第一二一号，1934年10月7日。
〔20〕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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