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拜伦与中华英雄梦
作者：孙宜学
字体： 【大 中 小】
三
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期盼的这种拜伦精神真能在当时的中国促生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英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苏曼殊为证。
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遇，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实际上，在拜伦的中国介绍者中，真正注意到并吸取了拜伦性格中热烈与忧郁的双重因素，并将之发展到极致的中国文人是苏曼殊；真正与拜伦心心相契，堪称拜伦性情知音的，也只有苏曼殊。苏曼殊，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人所倾慕的拜伦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促生的中国拜伦式英雄的典型。
苏曼殊真诚地钟情于拜伦，“景仰拜伦为人，好诵其诗”〔6〕。在英文版的《潮音自序》中，他不吝把最好的溢美之词加到这个异域知己身上：
他（指拜伦）是一个热烈、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感情、热忱和坦率的措辞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奋斗的爱国志士。他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间。〔7〕
苏曼殊最早接触到拜伦是在1908年，其时他正在日本与母团聚。有感于自己和拜伦都曾去国离乡，四海飘零，自己也可能会如拜伦客死异乡，他不禁悲感交集，对拜伦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同年他精编而成《文学因缘》一书，其中就收录了他所翻译的拜伦诗《星耶峰耶俱无生》和盛唐山民所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并在“自序”中评述了梁启超和马君武翻译的“哀希腊”。1909年，他开始翻译“哀希腊”，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8〕他的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
显然，苏曼殊这是在为希腊哭，也是为自己哭，为中华哭。
1909年，苏曼殊又接连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诗，并在1909年编成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拜伦的四首诗，并撰序，可惜书未能出版；1911年，他把这些译诗编入《潮音》出版；1914年，《拜伦诗选》以单行本问世，相当全面地把拜伦介绍到中国，他也因此被称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9〕，而苏曼殊本人也不免得意地自称为“中国的拜伦”。苏曼殊的同时代人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张定璜就说：“他们（拜伦与苏曼殊）前后所处的旧制度虽失去了精神但还存躯壳，新生活刚有了萌芽但没有作蕊的时代，他们多难的遭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漫的飘荡的情思，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惟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10〕
苏曼殊认同拜伦，根本原因在于彼此身世、性格、气质的契合。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且幼时失怙，“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11〕，因而养成敏感、脆弱的性格；而拜伦则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童年贫穷、孤寂，加上有生理残疾及在贵族集团的被排挤，使他对周围的一切抱有怀疑的态度，常常有寂寞和孤独的悲哀。他们都以自己的幻想代替理智，以自己的感情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的性格飘忽不定，时而坚强，时而脆弱，感情时而激愤，时而低沉；两人都是天才诗人的气质，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作为人生信条，因而狂狷自傲，忧郁敏感，卑己自牧，愤世嫉俗。这些相近的心理基础，使苏曼殊自感在感情上与拜伦同命相怜：“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吴门依易生韵》）他从拜伦身上得到了一种异域的精神滋养，使自己在寂寞的浪漫孤旅中获得一丝慰藉：“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伦集》）
苏曼殊虽然也倾心于拜伦《赞大海》、《哀希腊》诗中缠绵悱恻的情愫，但更引他心动的是拜伦诗歌中寄托的“去国之忧”。朱自清后来谈到苏曼殊的译诗时说只有《哀希腊》一篇曾引起过较广大的注意，因为其中保存着一些新的情绪，这种新情绪，就是为时代所激扬的宣教启蒙、慷慨救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拜伦以诗人之身成就英雄之名的壮举令苏曼殊敬佩不已：“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以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也！”〔12〕苏曼殊偶尔闪露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动力源，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其异域知音拜伦。
苏曼殊对拜伦的认同是全面的，甚至生活方式也对拜伦多有模仿，结果，他在接受拜伦的积极抗争精神的同时，也把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敏锐看到的拜伦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消极后果全盘吸收了，即“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
苏曼殊的悲剧就在这里：他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个性主义的时代，却仍以个人主义这种个性主义的极端方式、以独行侠的姿态和热情来顺应这股历史潮流。所以，他也像异域知己拜伦一样，或是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压抑而耿介独行，或是易于因理想破灭而走向极端绝望和孤独。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苏曼殊的一腔激愤和浪漫激情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因而其个人主义表现出革命性，而革命一旦落潮，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就使他如阮籍、嵇康那样，把自己与现实的冲突，把自己的失败和理想破灭的屈辱与绝望，化为自己灵魂的汁液，在痛苦迷茫的时光中，“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独自咀嚼培养奴隶的社会赐给弱者的圣餐，变态地发泄积郁的痛苦，歌哭自己心灵的寂寞，甚至采取自戕的方式（如暴饮暴食），甚至一得钱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13〕；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尽管有“姹女盈前”，却“弗一破其禅定也”〔14〕。他从不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个中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15〕他只是用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来对黑暗现实进行极端的嘲弄，以泄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这种畸形的个性主义表现形式，是西方拜伦式的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观念在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苏曼殊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畸形投影。当他们以这种思想去反抗封建势力时，一方面因为压迫他们的封建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反而易于使他们在强大的敌对力量的压抑下变得消沉绝望，忧郁感伤。还是柳亚子了解他的这位老朋友：“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里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此人只是文学上的天才，不能干实际工作。”〔16〕
显然，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功利主义使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拜伦以诗人身份赴希腊国难的英雄壮举，而忽略了这实际上只是拜伦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并非中国人此时真正需要的那种以国家兴亡为己责的民族英雄；拜伦式英雄本就是畸形时代的产物，国人期待的拜伦式英雄精神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土壤上充其量只能促生苏曼殊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英雄，换句话说，即使在当时的中国真出现了完美版的拜伦式英雄，也只能是苏曼殊这样的畸形“英雄”，这显然不是能救中华的英雄。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末总批，《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
〔2〕马君武：《十九世纪二大文豪》，《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
〔3〕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4〕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5〕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6〕黄季刚：《秋华室说诗》，转引自孙倚娜《漫论苏曼殊的译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2期。
〔7〕〔11〕〔12〕〔15〕〔16〕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10、301、319、307页。
〔8〕郑逸梅语，见《南社丛谈》，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324页。
〔9〕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第４卷，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81页。
〔10〕张定璜：《苏曼殊与拜伦及雪莱》，见柳亚子编《曼殊全集》（4），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至1929年版，第228页。
〔13〕引自丁丁：《诗僧曼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诗文卷，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4〕柳亚子：《苏玄瑛传》，《柳亚子文集》之《苏曼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