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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失败与李秀成剖因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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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还出台了一系列极端化政策：隔离男女（包括夫妻），否则便是犯天条，“斩首不留”；焚古籍毁文物杀士子，掌上无茧者一律处死；不准开肆经商，金陵城里居然不见店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违者诛杀；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平时不得口角打架，不然便脑袋搬家……战略上摆出明显有违常识的姿势，极端反理性与反文化，生生将天下士子统统驱赶到敌对阵营。
1863年（同治二年），曾国藩在《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中写有：
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徽州、池州、宁国均为太平军领地。有清一朝，该地区最大一次人口锐减便是太平军时期。江南一带受害尤深。太平天国后期军纪崩坏，李秀成也承认：“贼（自称太平军）不如官兵之处，官兵掳掠者诛，贼专以掳掠为生，失民心矣。”
《西潮》中说：“太平军溃败以后，南京破坏殆尽，而且始终不曾恢复旧观。城内的废墟、麦田、菜圃、果园比盖了房子的街道还多。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肮脏不堪，电灯昏暗如菜油灯。差个专人送封信往往比打电话还快。”从许多史料上都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南京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昔日雕梁画栋、繁花似锦的六朝金粉胜景不再。
三、军事上一误再误
1853年攻占南京后，军威声势大振之时，中途停下来建都享受，而不倾全力北伐清廷，仅遣偏师两万余北上，以求完成“统一大业”，无论政治军事角度，均为最大错误，暴露了太平军领导层“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1856年内讧后，西线湘军于年底攻陷武昌、汉阳；1858年5月19日，湘军悍将李续宾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及一万七千余人战死。东线清军重建江南大营，1857年攻陷镇江；1859年进逼雨花台，与江北大营隔江呼应，再围天京。其后，英王陈玉成破清军江北大营、奏三河之捷，忠王李秀成扫荡浙江，二王携手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合力西征武汉，虽暂时缓和了天京周边的军事形势，但战略上仍处于各路清军合围之中，屏蔽天京的上游重镇安庆始终难以解围。1861年9月5日，清军用地雷轰塌安庆西门城墙，是日城陷，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将士万人全部战死。1862年5月，陈玉成被俘于寿州，6月4日被杀于河南延津。自此，天京上游屏障尽失，门户洞开。
1862年春，湘军挟攻克安庆之威，顺江而下，进围天京，水师系泊护城河，陆师逼驻西郊雨花台，形成七围天京的战略态势。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等将领避锋疲师之策，一再严令还在松江前线的李秀成撤围上海，回军援京。李秀成从松江前线回到苏州，两度召开军事大会，5月11日与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及蔡、汪、吉等主将、刘天将等，6月25日再与补王莫仕蔡、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来王陆顺德、首王范汝增等聚议，遵照天王旨意，议定与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共十三王合兵，号称六十万，于8月20日至10月5日拼死环攻湘军大营，图解天京之围。史书上称此役为李秀成与曾国荃在南京城外恶战四十余日，然未达到战役目的，曾国荃湘军大营始终屹立，天京之围终至不解。
从兵法角度，太平军与汹汹而来的湘军直接硬碰硬，显为下策。以李秀成之才略，一望即知。李秀成指出敌人从长江拍岸直下，控制了整条长江，后勤补给便捷轻快，而此时太平军无水师，难争水道运输线，陆途运兵运粮均甚艰难，故在战略态势上我劳彼逸，不宜正面争锋。为此，李秀成决定将苏福省（即苏南）米粮军火尽量解回天京，以坚城牵制敌军，待过两年，敌军久顿坚城之下，师老力疲兵无斗志，一战可平。湘军将领、鄂抚胡林翼也警告进围天京的曾国荃：“林翼之愚，谓从此东征之师，处处为坚城坚垒所阻，一年二年来求一战而不可得也。贼情于近三四年凡遇名将强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军作困局，改为攻局围局也。积日累月，情见势绌，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鉴，伏望深思。”早在楚汉相争之时，李左车告诫韩信：“屯兵城下，情见势绌。”如湘军被牵制于坚城之下，太平军便可以集中主力攻其薄弱之处，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即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战场与对手。《孙子兵法》有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偏偏洪秀全急功近利，自作聪明，企图以一战而胜万战，严令李秀成从速率部与湘军决战，实乃弃活局而自堕困局，送上门去与湘军进行他们求之不得的决战。湘军远来，最求速战；太平军乃守势，求在待机，洪秀全不懂兵法瞎指挥，弃长扬短。
罗尔纲评曰：李秀成对付曾国荃进犯天京的战略，甚合孙子兵法，“实为当时最优良的对策，可惜天王不听，遂使良谋硕算化为灰尘”。确定坚守孤城这一战略方针后，尽管天京城厚壁坚实难啃咬，然城外曾国荃五万湘军倚靠长江水运有吃有喝有养有逸，慢火炖蹄，耐下性子与你打消耗战，处于绝对的战略优势。1864年7月19日，天京久围粮绝，全城仅剩三万人，其中守城之兵万余人，真正能战者不过三四千矣。是夜，垣塌城破，终于月沉星殒。虽说苏州会议后天京仍然撑持了两年余，然不可逆转的败因却在那时就已栽种下了。与蒋介石当年不顾淮海战场实际形势，严令杜聿明弃坚城徐州而走，致使三个兵团二十余万大军速遭歼灭一样，七围天京终致未解并最后城破旗倒，实为天王洪秀全一人之责。可见，有威无知的“领袖”将手直接伸到前线，取前敌司令而自代，大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863年底，天京被围一年半余，形势岌岌可危。李秀成劝奏洪秀全：“京城不能保守，曾妖（曾国藩）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洪秀全大怒，严责李秀成，不得已，李再跪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帅（曾国荃）兵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尔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为用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也。”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情况汇报。“让城别走”实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乃天京守军与天朝君臣的唯一出路。
此时的洪秀全已不再是举事初期的一介草民，既不愿离开安乐窝，也已失去野战能力。他神经质地怒斥李秀成：“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其实，勇王洪仁达无知无能，只会贪污不会正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拿不出什么应对之策；幼西王萧有和乃洪秀全外甥，十三岁一孩童，有何能耐？天京被围整整一年半，城外湘军蜂拥日夜环攻，城内粮尽援绝人心浮动，天朝危亡在即，如此关头，作为最高决策者居然还自称“铁桶江山”、“万国独一真主”，迷信天命蔑视人事一至于此，实可谓不可与之语矣！天国之亡，亦在必然。
从心理学角度，洪氏与所有亡国之君实有相通之处，即自我迷信，幻想出现奇迹——像前几次天京解围一样。不过，这次情况彻底不同了。以前皖、浙在握，各路太平军活跃其间，随时可调集增援天京。此时，上游皖省早失，湘军据有整条长江，五万围城湘军得水运之轻捷，随时可得粮草弹药之接济；下游苏省亦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一告失，连城外要塞雨花台都被湘军占去。浙西侍王李世贤、西北扶王陈得才虽仍领有数十万太平军，然因缺粮无法驰援。因此，天京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陷入战略绝境。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天王，这会儿还一个劲自我欺骗，且拒绝唯一出路，天朝众臣与全城守军自然只能成为其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