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迩迩东邻 亦幻亦真
作者：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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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
当然，在这里，戴季陶并不是为日本的这种神权的国家观辩护，而只是说明神道之于日本国体的重要性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戴季陶指出了基于神道国体的危险性：“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统治者阶级”，“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近代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片面的，他有选择地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没有充分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表现为社会的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不平衡。对此，戴季陶有清楚的说明：“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
戴季陶进而指出：“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讨幕的模范。”“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有效地建立现代政党政治，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的，而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自古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奴性，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得了，这样就为少数政客提供了政治投机的机会。所以，日本初期的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并且“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也一样相互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的发生的。因此，日本的政党并不具备现代民主政党的自由主义与普遍代表性质。
当然，当时的日本不是没有进行过向现代政党政治过渡的努力，板垣退助就是进行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之前，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就要联合后藤、副岛、江藤倡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武士在举兵屡败的情况下，受板垣退助的影响，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是，日本当时的政党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不能够真正独立，也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而只是依靠政权与财权讨生活，为日本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所左右。日本政党的转换，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一步一步被军阀同化。反乎这一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就是自己知难而退。因此，导致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于日本，法国多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陆军大将桂太郎虽然舍弃军事地位也做过政党政治的努力，但是却也以失败告终。
没有现代政党政治，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制始终不能走上轨道。
三
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本体的探求，这应该有利于与现代西方主流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接轨。但是，看了戴季陶的《日本论》，我的这一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戴季陶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不能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
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及至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并且，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祷、牧师的说教里看到的，而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相”上得来的。
“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归因于“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具备”这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戴季陶屡次提到“力量”、“动力”、“能力”和“信力”等这类与“力”有关的名词，这显然与他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在该书的开篇，戴季陶就明确地说，他十多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他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
在“日本人与日本文明”部分，戴季陶指出了“外力”与“内力”的关系问题。他说：“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
但是，即便如此，“内力”的养成与作用也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戴季陶又指出：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表示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
没有对于本体的追求，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只能盲目地摸索。戴季陶认为，在信仰的热切与真实方面，中国人是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反观自己，中国人只有“打算”，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拼着必死的决心炸沉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任何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
戴季陶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甚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最后也是自杀身亡的。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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