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深闺有愿作新民”
作者：桑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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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周游欧美之际，正值西方盛行动物保护运动。1929年，她作为唯一受邀请的中国人，前往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并登台演说。吕碧城头戴珍珠抹额，身穿金孔雀图案的晚妆大衣，用英语慷慨陈词，备受听众瞩目。演讲完毕，各国代表争相趋前握手致意，请求签名，合影留念，竞相邀请她前往本国演说。会后，维也纳最大的报纸DerTag特别报道了吕碧城演讲的盛况，并刊登了她的演说词。
与此同时，吕碧城皈依佛法，以英文翻译《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普门品》、《十善业道经》等佛经，向西方传播佛教文化。她还不时将欧美各国佛教与护生消息传递国内，见于报刊，引起沪上知名居士李圆净、丰子恺等人的注意。这些文章被结集为《欧美之光》印行，畅销一时。回国后，她又撰写《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观音圣感录》等佛学著作，继续宣扬戒杀因果、护生蔬食之说。
吕碧城倡导护生，弘扬佛法，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很大的贡献。她自己也信仰坚定，身体力行。有一则轶事说，她于1935年在香港购屋居住，搬入不久，发现梁柱白蚁丛生，如果灭掉，便犯杀生之忌，若不然又有屋宇颓圮之忧，无奈只得将房屋平价转让他人。其传记及年谱都记载，吕碧城临终前，遗命火化，将骨灰和面粉为丸，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
像一般女性一样，吕碧城也着意穿戴。从留下的一些照片可见，她的服饰时尚新潮，有的甚至别出心裁，体现了她张扬的个性。早年在天津时，她的奇装异服就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已经算很开明的《大公报》上，刊出了《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文。吕碧城当即撰文反驳，并因此与有恩于己的《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翻脸绝交。此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欧美，她依然我行我素。不过，这也赢得不少人的钦慕。苏雪林《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中写道：“我记得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枝，美艳有如仙子。此像曾供养多年，抗战发生，入蜀始失。”
作为新女性，吕碧城一生追求男女平权，而终抱“独身主义”。这与当今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理论上排斥男性不同，而与她身世经历和孤傲性格有关。幼年遭退婚之耻，在她心中留下阴影。后来，有些热心人前来议婚，都被她拒之门外。如清末驻日本公使胡惟德，曾托当时直隶提学傅增湘提亲未果。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寒云），世称当代曹子建，常与吕碧城诗词唱和。诗友费树蔚以之征求意见，吕碧城笑而不答。多少年后，有人谈及此事，吕碧城答道：“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许多人对吕碧城的婚姻问题十分关心，所谓女大当嫁，总得有个“归属”啊。对此，吕碧城却另有自己的见解。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有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吕碧城）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对于吕碧城这一番高论，严复一面佩服其“透彻”，一面也对她无意婚嫁“深感忧虑”。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记：“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碧城之婚姻问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自视甚高，很少有男性能被相中；二是她有经济实力，无须依附男性。正是由于这两点，才使得吕碧城持“独身主义”，并能将之进行到底。
吕碧城最令世人瞩目的，还在于她特立独行的人格。窦存我《赞吾国女杰吕碧城居士》中说：“在那礼教尚未被打倒的时候，她竟以一青年女子抛弃了家庭，毅然走上了欧化之途。创女学，办报纸，主张女界的权利。及至入了民国，举国狂热于欧化的时代，她在漫游世界之后，又毅然反抗着潮流，而皈心佛教。举世放纵于贪欲，以食色两事为人生目的之时，她却毅然抱独身主义，清修梵行，毅然本慈悲心肠，主张戒杀，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智慧，何等强毅而不被众挠，何等明哲而不为众惑。”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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