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越堕落越快乐
作者：曾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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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章太炎第一个站出来，尽弃往日嫌隙，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为他争取一线生机，其大旨为：“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这篇《宣言》硬是将刘师培从鬼门关活生生地又拉了回来。
及至民国新肇，刘师培罪不容诛，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等老革命党人不念旧恶，多方营救，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让刘师培戴罪立功，以期对文化事业多有裨补。为此，陈独秀冒党人之大不韪，上书大总统，请求特赦刘光汉（师培）：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陈独秀历数故友功绩，以“神经过敏”为开脱，以“延读书种子之传”为保全，刘师培果然得到宽宥，获释入川，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讲授《左传》、《说文解字》，并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3年6月，刘师培夫妇前往山西，担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阎锡山赏识刘师培的学问，将他推荐给袁世凯。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鼓吹帝制，不遗余力，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雄文”，辞采渊懿，出尽风头。但他此举也被时人讥为仿效扬雄歌颂王莽的剧秦美新。在洪宪王朝的独幕丑剧中刘师培担任参政员，被策封为上大夫，享受过极其短暂的荣华富贵。洪宪王朝垮台后，刘师培原本在北京政府所拟的通缉名单内，由于李经羲作保，他和严复被剔出了名单。因此，刘师培在北京待不住，只好蛰居天津租界，贫病交加，惶惶不可终日。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初入北大，刘师培才三十三岁，病怏怏的了无生气。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是刘师培的顶头上师，陈内心虽然鄙薄刘的为人，但对他的学问相当佩服，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都是只讲不写。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置之。
从1917年开始，陈独秀以北大为营盘，以《新青年》为阵地，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倡科学和民主，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刘师培再次逆时代潮流而动，跳将出来与陈独秀和胡适对垒。他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嗤之以鼻。此时刘师培已经病入膏肓，深感力不从心，算是垂死一搏，赢得的却是螳臂挡车的讥诮。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氏则又胆小变卦，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氏的观念似乎是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他发表声明，其实是一种策略，为的是不变成“新派”的箭垛，以免臭哄哄的旧账被再度翻出。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咽气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刘师培与何震生有一女，此前已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何震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发狂而死。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为结束，表达了无尽的惋惜之情。
民国之后，革命既成，往事已为陈迹，当年听闻刘氏变节而颇致诋毁的党人并未秋后算账，章太炎表现出君子休休有容的大度，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刘师培饮誉杏坛，在学界大有身价。昔日环境恶劣，他潦倒不堪，为宵小所误，乃恬然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徒然令人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分析过刘师培中途颠踬堕落的原因，称刘氏“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一身兼具三种性质——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刘氏长期患有“内热症”，狷急近利，不能忘情爵秩，如此“老实的书呆子”就“未免好用其所短”，最终依从劣根性，以失节为收场。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先生宅心仁厚，甚至推测刘师培有可能想做“徐锡麟第二”，因为徐锡麟为谋刺安徽巡抚恩铭，不惜与之结为“刎颈之交”，以取得其信任。刘师培会不会也有此初衷，隐而未发？蔡元培作这样的推测，显然是高估了刘师培，尽管刘师培改名刘光汉，他身上又哪有“光汉子”徐锡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血性？他只是孱弱书生，与心雄万夫、视死如归的烈士毫不沾边。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认为，刘氏中途变节，由排满反清而投靠端方，乃是由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他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氏“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这种说法失之简单，值得商榷。章太炎固然自视甚高，但并非目无余子，他在政治方面极推重宋教仁、陶成章，在革命方面，极推重黄兴，在学术方面也极推重刘师培、黄侃。他一度反感刘师培，反感的是刘某受妻子何震挟制，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愤恨刘某缺少骨气，而不是在学术地位上非要与刘师培争个高下，分出老大老二不可。刘师培心胸褊狭，或许嫉妒章太炎的名头在自己之上。至于章太炎，他的自信已足可保证他不再计较别人的品评，甚至说有人挑拨离间，那人也只可能是何震、汪公权，发生效用的也只可能是刘师培。章刘交恶，以及后来重修旧好，都可看出章太炎的光明磊落。他指责刘师培投逆并非信口雌黄，对刘师培的护惜也可谓竭尽所能。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梁启超同样善变，由维新保皇而至于倒袁护法，变得纯粹，变得精彩，道德学术相映生辉，为世人所推崇，关键就在于他不仅守住了底线，而且还树有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