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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叶公超
作者：张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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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退守台湾。为了点缀政权，营造“自由中国”宽容的表象以赢得美援，国民党高调打出“自由”牌，笼络了一批多数有着英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最大限度地容许了“自由中国社”的创立。这批包括胡适、王世杰、叶公超、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权的核心。但他们终究是“过河棋子”，是台湾“自由开明”招牌的“样板”。随着国民党改造、情治系统整顿等措施的实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台湾风雨飘摇的局面稍有缓和后，国民党建构威权体制的面目就逐渐变得有恃无恐，自由主义者与蒋家威权之间的抵牾不可避免地凸现加剧。首先是驻外官员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活动被视为捣乱而扼制。1953年，吴国桢因议员被绑架案等而与蒋经国不可调和，愤而辞去“台湾省省长”一职远赴美国，并发表公开信揭露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思想控制等六大特点，对国民党公开隔海发难；同年，“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触怒蒋介石而被究职查办，只得重操旧业当起了教授。1955年，有着自由派背景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被诬以“阴谋叛乱罪”而遭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60年，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自由中国》杂志社遭遇剿杀，雷震入狱，其灵魂人物胡适也只能徒叹“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1968年，何浩若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上攻击胡适、蒋廷黻、叶公超、蒋梦麟、王世杰等，说他们勾结费正清，导致中国大陆之“沦陷”。“文人漫道自由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岁月苍茫，横逆之中的知识分子无地自由。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叶公超晚年的遭际，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群体在集权政治高压下共同遭遇的又一显例而已。1964年，美国学者费正清访问台湾，他在《对华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仍具有左右一切、窒息一切的作用。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曾经当过清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完全凭自己的才能跻身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当了十年的外交部长，接着又任驻华盛顿的大使。但现在，由于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他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1977年，费正清再度访台，此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而费氏所见到的叶公超，“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美国邀请叶公超参加学术活动，蒋经国同意放行，但要求有人担保他按时回国，如此叶才得以在晚年短期赴美两次。美国的朋友要远道来看望他，叶公超说：“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他要朋友不要浪费车程。叶公超晚年的年轻朋友何怀硕感叹：“没有徐志摩、胡适之等一大群人物互相激励，又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为英雄软弱时的休养生息之所，公超老师的晚年，在寂寞中度过。”
在现代中国学者从政的群体中，叶公超们、胡适之们不乏书生情怀、才子脾气，更有着在欧风美雨中熏沐而得来的现代政治素养、行政能力与视野境界，而蒋介石所需要的，仅是与其暂渡“时艰”的“过河卒子”，肯为其卖命且驯服听话的侍臣。在蒋身边多年而深谙官场三昧的张群曾多次告诫叶公超，“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曾“学者从政”而后翻然醒悟重归学界的经济学家何廉，在其详实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中曾几次说过，蒋介石要求部下对自己的忠心和驯服，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蒋所真正信任的，是以他当年“结金兰”为核心的CC系和讲究师生关系的黄埔系，而许多一时被奉为“座上宾”入主内阁的知识界精英，说到底算不上是他“圈子里的人”。同样的情形见诸何廉的同乡、同事蒋廷黻身上。蒋从一介书生逐步进入高层政治之中，但他曾说过自己从政的本意“倒不是我要弃学从政，实在是因为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在他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实上，他是正在全国设法发掘才智之士”，但内心仍有着特别的感觉，曾委婉地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而有学者也评价说：“综观蒋廷黻的一生，无论作为大学教授、思想家或政府官员，他始终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他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竞技场”，“然而当他进入‘局内’，却发现他依然不过是局外人”〔3〕。虽然何廉与蒋廷黻所说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浪潮中的情形，但移来评价赴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是恰当的。环境与时局稍有变易，但国民党与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则有其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不会因为时事的变化而消弭于无形。学者谢泳在《不能这样理解胡适》等文中曾认为国民政府邀请学者从政，“不能轻易说这是没有诚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高估这种“诚意”——蒋介石固然曾经“看重”过他们，但何尝真正信任过他们！
傅国涌在《叶公超传》后记中说：“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之外，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人文素养，以及渗入他们骨髓的现代文学因子。”想当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气相求，风云际会，激荡出黑暗时代里的一抹亮色。而在政治的高压下，终于如《红楼梦》所说，“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在大变局作出渡海选择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台湾远非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国”。叶公超早年反对文字议政，但因为抗战，因缘际会，最终书生从政，抱着民族情怀，充当起了“过河卒子”。但他却始终游离在政权之外。早在叶公超弃教从政时，学界朋友就多为此惋惜不已：“既为他一肚子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4〕叶公超自己晚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殊为沉痛，以致于其好友台静农为其挽联语：“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他的学生王治平在叶氏九旬生辰时写诗抒怀，有感于叶氏一生悲剧道：“木铎长年酣笔墨，朝官半世瘁心坛。如痴似梦一悲剧，悲剧谁铸天下看。”这是不免令后人再三叹息的。上古史专家李济先生一度问曾经与叶公超有着相同经历且同僚多年的史学家蒋廷黻：“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以他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5〕尽管在无意间写下的薄薄一册《中国近代史大纲》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司马迁，但不顾朋友劝阻而踏上从政的不归之路，蒋廷黻似乎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为豪。叶公超也曾说自己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这是他们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经世豪情、兴趣与抱负。但这个匆促局迫的时代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宽容度，他们对现代理性、秩序、民主的倾心与外在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太大的错位与距离，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无法避免的命运悲剧。傅国涌写完传记掷笔长叹：“在经过长久的沉寂与遗忘之后，叶公超能重新回到读书人中间吗？”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世间已无叶公超。
傅国涌：《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8.00元）
注释：
〔1〕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文中语。
〔2〕载《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3〕查尔斯·R．里利：《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
〔4〕辛笛：《叶公超先生十年祭》。
〔5〕《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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