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书生琴剑怅飘零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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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王韬终究也难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欣赏议会制的同时，又时时地要用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来比附。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王韬相信中国在秦代之前的夏商周三世是一个君民亲密无间的理想社会，而秦代后则厉行专制，最终将国家政治变为一姓私产。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以近代民主政治连接上下，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以为是“有三代以上之遗意”，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无非是“礼失求诸野”，这样一来当然也为改革在传统的框架内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时限制了对西方制度本质的认识。从这里，还可以理解何以晚清知识分子直到很晚才萌生反满革命的念头，因为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之专制实始于秦代而延续二千年，并非是满清之过。王韬明确强调，“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对西法的信心可见一斑，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使得王韬无论在上书太平军时，还是上书曾国藩时，都主张他们争夺长江中游，而不要惊扰西方势力的大本营上海。但不论如何倡导西学，其实都不能动摇王韬内心对儒家之道的信仰。尽管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期间就成了一名“基督徒”〔9〕，然综合其日记、文章来看，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基督。他认为，儒教的真谛就在“三纲五常，以人治人”，道的核心“不外乎人伦”，同时，道具有永恒的先验性，即使孔子，也不是创道人，而只是弘道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这位著名的晚清思想家，也未能脱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桎梏，虽已入于“西政”一层，于“西教”终于还是隔膜。
当王韬欧游结束返回香港，并创办《循环日报》后，他就将主要力量用在大力宣传西政和变法上，倡导在中国开矿、修铁路、建学校、办报纸，直到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和后来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影响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两代变革者。他曾应邀访问正处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被奉为上宾。直到1884年，时过境迁后，王韬才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终于回到上海，任《申报》编纂主任；1887年出任中外合作的上海格致书院掌院，成为名至实归的社会名流。然而，除去外在的浮名，王韬至死都一如既往地忧郁和悲怆。当他面对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而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始终是一个被放逐的孤独者和崎零人。王韬本人是家族中数代单传男子，但却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中，一个在嫁给《申报》主笔钱昕伯后早亡，一个“生不能言”，此种打击对旧时文士而言，恐怕再风流的才子也难以排遣内心苦痛。长期酗酒买醉，造成他的体质很差，中年即常常喀血，乃至处于“久病垂死”的状态，多年流寓域外，心境更添悲凉，归国后收入微薄，经济拮据。而国势之不振，政府“措施之颠倒”，有时促使王韬因忧时伤身而“旧疾陡发”，甚至产生只求速死的念头。病中的王韬，唯有佛学的空寂尚可提供一个心灵避难所，他感叹“数百年后，如烟如泡，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 ，要“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这些言辞径直取自《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更可证王韬之不可能为基督徒也。中国的士人固一日未敢忘忧国，然性格又偏柔懦，自身处境和国家命运常常纠缠不清，当两者均不如意，而又缺少天伦之乐时，纵使此时豪情万丈，彼时放浪形骸，心灵深处惟余残破和虚空。王韬说自己“一息犹存，尚思报国”，但极度苦闷中竟也会“歌哭无端，悲愉易状”，便是这长哭当歌长歌当哭的真实写照。环境如斯，时代如斯，性情如斯，际遇如斯，便是真才子真名士亦难真风流！
注释：
〔1〕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页。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194页。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4页。
〔4〕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
〔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84页。
〔6〕鲁迅：《谈金圣叹》，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香港文学研究社1973年版，第403页。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0页。
〔9〕（美）保罗·柯文：《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