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抄袭与学术发展
作者：章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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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创新那么难，那么在人文学这个圈子中，也许有点武断的说：总产量越高那些年份，如果不是天才涌现，那反而就是水平趋低的表象了。
“踢臭球”和“踢假球”
其实，重复发现也不仅仅只给学术从业者带来尴尬，相反，重复本身在学术发展中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重复发现并不意味着重复的科学研究计划完全是浪费。“除了一个发现外其余重复发现都是多余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科学传播的社会学角度考虑，重复是必要的：某个发现所提供的信号在学术圈巨大信息系统的喧嚣中很容易被淹没，因此需要重复把它发送出去。重复发现能提高及时把新见整合到现有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可能。昔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名言：“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是真理”，就传播实效而言，真理也不是说一遍就能让人相信的。歌德也说：“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宣传真理，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而且不是个别人，而是大批的人在宣传。”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异常纸牌试验”，即向实验者展示一系列扑克牌，其中一些牌是异常的，如红色的黑桃6和黑色的红心4之类。一开始，当异常牌出现的时候，受试者总是毫无困惑地认定是正常的牌，如黑色的红心4就被认为黑桃4或红心4。直到异常牌的出现频率增大、出现时间加长，有些受试者就会发现不对头的地方。这样一直重复下去，到后来，所有受试者都能轻易辨认异常牌。库恩解释，让人们注意到与其所预期的不同那些现象和观点，需要一定的频度和时间。所有科学上的新事物就如异常纸牌，其在人们认识中凸现都经历类似的过程。库恩的试验，主要针对科学中的新现象（旧的科学范式无法解释的）而发论，其实，科学中的新见受到人们重视、最终被接受的过程，也与此类似。
于是，便有“有意义的重复”和“浪费性重复”之分别。默顿就曾经假设，存在一个“最适度的重复的量值”。在这个量值之下，创新的意见不能引起足够注意；而在这个量值之上，则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
考虑到这一点，“低水平重复”的危害就不仅仅在于自身的“低水平”，低水平重复泛滥的时候，“有意义的重复”量值必须提升。学术圈内无益的重复信息另有一项恶果：淹没真正有益的信息。其实，抄袭兴盛的时代，我们倒需要“有价值、有水平”的“抄袭”来凸现精品。说句犯忌讳的话，近年来闹出抄袭丑闻的一些学者，学识大多还是不错的，抄出来的东西，水准也不差，反因为他们是高手名家，偶有犯规便成众矢之的了。
人们往往会把“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看作是两类性质的问题：一个被看成能力问题，一个被看成道德问题。“踢臭球”和“踢假球”在道德戒刀下，如何发落显然是不一样的。然而，就学术发展而言，“低水平”其实是比“抄袭”更要害、更根本的问题，重复信息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同时学术整体水平不够高又是滋生不良学风的土壤。试想，如果一有人抄，就马上会被发现，谁还敢抄！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抄袭行为，不少都是一些陈年旧案。要几年乃至十几年后才被人发现，造假成本如此之低，风险如此小，能不让人跃跃欲试？道德约束力终是有限的。所以，抄袭的兴盛，是道德水准问题，更是学术水准问题。而几件主要抄袭事件发生后，对当事主角的集体道德讨伐，却又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缺乏平和的舆论环境。“反抄袭斗争”中的这些乱象，倒正说明我们学界在发展中还没有最终具备两样东西：眼力和肚量。
“有眼光”、“能宽容”也许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两种德性。如果我们缺乏眼光，不能把赝品立马识别，同样也就未必能发现真正的精品；如果我们缺乏肚量，就可能像不能宽容过错一样不能宽容创新。因为真正对现存知识有突破意义的学术创造，往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后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而在此之前，它对现存知识权力体制而言，是个类同“过错”的异端，需要后者的宽容。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道德。把抄袭问题归于道德，是一个偷懒的技巧，也会是“反抄袭斗争”运动化、形式化的开始。如果仅仅以道德眼光来对待不良学风问题，谁能担保在把谴责之声挂诸齿颊时，就不会在私底下心安理得沾染各类恶习？我们会不会因“谁无痼疾难相笑，各有风流两不如”（查慎行语），以“大家都这样”的托词，见怪不怪地放弃对不良学风问题的深层剖析？更有否可能因“纵是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语），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借口，宽容自己的犯规？“言论与行为”背离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对不良学风的道德批判，是不能替代对其的根源分析、体制分析。因而，首先、研究学术发展的规律，其次、研究“抄袭兴盛时代”的特殊学术规律，这才是学术批评应该用力的方向。
注释：
〔1〕参考（法）塔尔德：《模仿的规律》，载《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美）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全集》第1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3〕（美）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页。
〔4〕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5〕钱钟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载《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
〔6〕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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