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
作者：罗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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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罗荣渠的署名问题
冯友兰所作歌词署名“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此二词借用蔡仲德语）〔10〕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此笔者联想起了胞兄罗荣渠写的文章也有近似的情况。罗荣渠生前也是北大教授，但比冯友兰至少晚一辈，曾在北大历史系创建并主持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的先驱。今年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北大前任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最近写了一篇缅怀他的文章，谈到罗荣渠1978年写的一篇署名“郝斌”文章发表的往事。当年北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郝斌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要代表本系在会上发言。他回忆说：
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确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11〕
此事罗荣渠生前从未对旁人提起，根本没有考虑到署名“回归自我”的问题。他去世后我们搜集他的遗稿为他编辑文集，并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稿，若非郝斌提起，只能任其湮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所载《夜郎序首邑考》（曾获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文，本应有罗荣渠署名，他却执意推让。此事缘起于笔者在贵州遵义研究古夜郎地理位置问题，他得知我缺乏文献资料，为了给我以帮助，在百忙中去北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典籍图册期刊，不厌其烦地搜集零星分散的资料进行抄录，对比较集中的资料加以复印，足有五六万字之多，个别有重要关系的专著则代为借出，还用描图纸描绘了几幅古代西南夷地理位置的示意图寄给我，并以他的看法告我。此文虽由我执笔写成，实为他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主张同署两人的名字，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由他埋名隐身了。这是罗荣渠作品“失落自我”的又一例。
罗荣渠和冯友兰的作品署名“失落自我”者较多以集体名义发表。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常被推以众教授的名义撰写重要文书，其中以1940年代教务会议执笔写的《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最值得注意。此函主旨在于力争学术自由。文称：
敬悉部中（指教育部）对于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12〕
冯友兰被推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文称：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3〕
为避免行文冗长，此文也不便多摘。上引呈常委会函无个人署名，此文则有冯友兰署名。无论是否有其署名，都不仅显示了他笔下的功底，而且显示了他当时反对思想钳制，坚持发扬民主，维护学术尊严的主张。
与冯类似，罗荣渠笔下的功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也是大家公认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说：“在一般人的心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14〕因此，罗荣渠常被系里指派以集体名义或化名写文章。那时他只是一个外界不大知名的讲师，又正处于十年浩劫中，写这类文章与冯友兰在联大写文章可以自由发挥不同，被划定了框框。他常因自己的思想不能自由发挥而愤懑，写了文章也不对外宣扬，外界知者不多。但出自他笔下的文章毕竟不同凡响，其中的三篇近年竟有人冒名觊觎，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真相是这样的：1972年3月，北大历史系根据上级指示，抽出罗荣渠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写作组为《红旗》杂志撰写专论《读一点世界史》，由他执笔起草，经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送审后化名“史军”发表于当年《红旗》第四期，《人民日报》则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后4月、5月，上面指示北大历史系继续撰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仍由原班人马集体讨论、罗荣渠执笔起草修改成文，又相继以“史军”化名在《红旗》当年第五、六期发表。这三篇文章写作过程中，罗荣渠曾两次给笔者来信告以起草和讨论时他的尴尬情况，言及与写作组内的某些人常有争执，这些“左派”人士惯于揣摩风向，曲意迎合极左思潮，在讨论中强词夺理，他孤掌难鸣，不得不被迫修改，致使文章质量逐篇下降，为此深表遗憾。虽然文章由罗荣渠执笔完稿，但他一直让其保留集体的署名，在他生前身后所出的文集中均未收入。出人意外的是，当年参加“史军”写作组一位“左”派召集人“文革”后出国出书，竟宣称当年以“史军”化名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他执笔写成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篇》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此话看来至今仍未过时，正好用以衡量这位昔日“左派”人士的作为。
对署名问题之外的思考
“文革”中，罗荣渠在观点上不愿曲学阿世，在政治上被“四人帮”的代理人视为异己。他迫于外来压力而接受写作任务，因坚持独立思考以致发生争执的事不止上述两三次。“左派”头目既要利用他的文笔，又不得不对他严加控制，在控制不住时则强行压制直至加以排斥。1972年6月，罗荣渠在写了上述三篇化名“史军”谈读一点世界史的专论后，还曾奉命再写一篇读一点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论文。他执笔起草前，写作班子内的讨论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实在难以弥合。他的合理建议完全不被采纳，后来按“左派”头目意图写出的稿子却揣摩风向有误，连《红旗》编辑部也看不上，结果没有发表。1973年，《红旗》编辑部又出了一个题目约北大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罗荣渠不是这个组的成员，但仍奉命参与其事。在起草稿前的讨论中，他又独持己见，且坚不退让。会后他起草的稿子被拒绝接受，他又不肯修改，大批判组只得另写一稿送《红旗》发表。
还有一次，因限制罗荣渠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外宾提的问题我方竟另外无人能作出圆满回答。1974年及1975年，拉丁美洲特里尼达总理威廉斯两度访华。威氏是一个学者，他准备写一本有关美洲中国移民的书，此行顺便为写书做一些调查研究。根据威氏要求，外交部两次要北大历史系编写这方面的资料供其参考。罗荣渠是教拉美史的教师，奉派参与资料的编写，并以北大历史系的名义单独写了《十九世纪拉丁美洲华工概况》一文。1975年2月，威氏在北京约提供资料的学者开座谈会，北大历史系却不准罗荣渠去参加。据说威氏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到明代航海术已很发达，却没有发现美洲，也没有搞殖民征服。到会中方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氏很不满意，他建议以后中方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国学者参加，他还要来同大家辩论。这个问题罗荣渠本可作出圆满回答，但他当时不被允许参加讨论。拨乱反正以后，罗荣渠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的才华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91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哥伦布远航美洲和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学术讨论会，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为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终于全面公开地回答了当年威廉斯提出的问题，应对了威氏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挑战。此文后来由《历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斐声学界，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誉为“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