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走出了“霍布斯时代”？
作者：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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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战略演讲录》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各人思想观念不尽相同，有些还相互对立。不过，由于都生长在同样一个年代，都围绕着一种问题而发议论，从这些“杂多”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线索来，它们或可视作为这些战略思考者们的共同关注，多多少少也代表了目前战略学界对关涉中国与世界的那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普遍看法。
战略即选择。战略选择又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约束下产生的，世界总体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相碰触，所给一个国家造就的国际生存条件或曰外部环境，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为中国发展量体裁衣，首先要有合适的时代感觉，要弄明白今已何年，世道几何，人类社会已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郭树勇在开篇《导论：中国崛起中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中，行文伊始就谈到“时代”问题。据他梳理，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强主权制度下大国武装共处竞争的时代；二是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三是人权制度下人类共同体内共处与竞争的时代。第一个时代起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衰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特征是大国间战争是维护安全和实现利益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崛起于战争中。第二个时代出现于冷战时期，郭树勇认为它将延伸到二十一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其特征乃是大国之间开始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作为一种原则，维护安全的手段从总体战争向有限战争转换，战争对象不再是其他大国，大国之间维持一种威慑或冷战状态。而第三个时代，实际上还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其雏形就是目前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再现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它们以其相互依赖和国际性集体认同遥遥预示了人类未来，就是主权制度将逐渐让位于人权制度，战争不再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手段。在这一时代，虽然“国家仍然存在，但有着更加强大的全球治理体制，大国崛起与衰落只是‘世界国家’或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代表权竞争而已”。
在和平欢歌中，人们容易成为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郭树勇不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理想主义冲动。但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中，他又尽力克服了这种单纯伦理主义的冲动，而提倡一种“东方现实主义”，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调和，既承认实力政治的存在，又主张软权力的理念感召。也因于此，对上述三个时代，郭树勇觉得，第一个时代是受刻意区分敌人与朋友、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所主导，属于已经翻过去的一页。第三个时代作为诉求友谊、合作、非暴力和永久和平的康德文化，是有待实现的未来。而正在展开的，则是第二个时代，既非完全的敌对，又非完全充斥友谊，而是有合作又有竞争。我们要在弱主权制度下大国和平共处竞争的时代背景下考虑进退取舍。
郭树勇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我想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研究科学革命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可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迁，其实也受制于一定的范式。不过，在某一时期，又总会存在一个范式，同时存在多个次范式。范式决定了世界政治的主要方面，而次范式也同时活跃于世界政治中，规范了另外一些方面。它们或者是旧范式的延伸、成为不太可能重现光芒的明日黄花，或者是初生幼芽，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试图突入前台取现行范式而代之。上述三个时代，第一时代在郭树勇看来，已成为历史，那事实上连次范式也算不上了。而第二、第三时代，则共存于相同时间概念中。不同的是，第三时代尚未主导人类政治，那当然只能是次范式，而第二时代则构成范式。
由于范式与次范式同在，思考超越国家范围的政治问题，当然不能一厢情愿，放弃一切暴力假设，而要看到大国竞争仍无时不在，仍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李际均和倪乐雄两先生同样多有谈及。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要悲观一些。李际均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倪乐雄在论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时则断言：霍布斯时代并未完全步出人类历史，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基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倪乐雄认为，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终结霍布斯丛林法则，而不能判定世界已经朝着永久和平方向不可逆转迈进。即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可逆的。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迅速，人类在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各种机制已日益完整有效，领土、资源、宗教和其他争端，大都已可通过谈判合作方式解决，故而各国面临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为轻，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用心于战争能力建设，没有必要枕戈待旦防止不测。
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