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过去的中学》前言
作者：骆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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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不仅人们熟知的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许多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那些普通中学，无论是私立的、国立的中学还是教会中学，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地理学家、冰川学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先生，回忆自己上中学时，遇到一个优秀的地理老师，对地理的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后来毅然选择了地理专业。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先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在四川读的初中、高中都是国立的流亡中学，那里的课堂、老师的举止笑貌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却终生对宋词、元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从中领悟汉语的美妙、感受生命的悲欢。这一切首先来自中学教育给他的熏陶。中美关系史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起她早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接受的教育，充满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确实，一所好的学校，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从那里走出去的学生，在漫长的生命途中时时驻足回望的，是能让学生有一种精神归属感的。中学时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因为中学教育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学生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是提供他们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他们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他们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百分之六十，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事实上，二十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是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Ｋ’数学和理化。”
过去的中学之所以值得我们追想、神往，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常常是超越功利的，没有把功利的目标凌驾在一切之上，陷入功利化的泥潭中，显示出精神上的猥琐和平庸。
三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刘鹤守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人。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编了一本《沙坪岁月》，收入了两百位校友的回忆文章或片段，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即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啊！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例如，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都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次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但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同学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他们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父亲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在他的记忆中，“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