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水木清华的流光碎影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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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校园也已经不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净土”，而是被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所影响，相对于左翼学生运动的热烈，清华大学的教授大部分都认为“救国不忘读书”才是作为一个学生的根本，因此他们往往反对学生被混沌的时代风潮所裹胁和牵引。这种自觉地将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做法，从短时期看似乎是“书生意气”，耽误了救国大事，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确实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不无裨益。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针对社会对学者学院生活的某些批评，专门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就学术与救国的关系指出：“纯粹学者的态度是无所求于世的，但亦绝不计较功利观念的。倘若别人批评他的学问无用，他只觉得好笑，并不觉得是一种轻视。学术的本身是高贵的，无所为的。所以对于一个纯粹学者的工作，我们只应该表示钦佩，而不一定要把救国的责任放在他们肩上，因为学术工作所需要的乃是理智的超然性。”〔12〕换言之，学术的意义并不需要通过政治来确立，而可以在一个超然的知识脉络里寻求自我的价值，如果因为纯粹的学术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功用，而对其横加指责，这是违背学术工作自身的特殊性的，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因为一种对于知识的纯粹的兴趣，至于这种兴趣能否产生一定的救国功用则并不必然在其考虑之列。这也是韦伯所谓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准则。蒋廷黻对那些以介入社会风潮为能事的学校也不无反感，甚至径直称其为“野鸡大学”，他说：“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而沦为政治剧场，其程度如何？要看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校的好坏。基于此种理由，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它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去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报上登出中国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了，我们就会认为参加的人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13〕正是这种自觉地拉开学术与政治的距离，使清华大学成为民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
清华学术的这种自由独立气息也造成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为青年学生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1929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提出：“对于中国文学的将来，只能多多供给他些新营养，新材料，新刺激，让他与外国文学自由接触，自由融合，自由吸收。……想把中外文学打成一片，让他们起点化合作用，好产生新花样来。”〔14〕这样一种文艺思想结出了累累硕果，就拿清华1929级学生（所谓清华第四期文人）来说吧，时为清华人的毕树棠曾经这样评论道：“罗凯岚湘人，天才极高，观察敏捷，性极忠厚，专攻小说，所读新旧说部很多，而文格则私淑鲁迅。以其家乡东镇为背景，写出很多深刻动人的故事，已出版者有《招姐》、《六月里的杜鹃》诸短篇小说集，后又受陈铨著《天问》之激励，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名《苦果》，写革命时期中湘省一段传奇，而较《天问》更细密、深刻有力。……罗念生是诗人，富浪漫情感与纯洁思想，所作文字，虽不尽为诗，然皆隽永而富情趣，创作尚无单本行世。水天同是一‘潇洒式之书生’，才情极恣肆而豪壮，在校时曾戏作《圣人游地狱记》，载于《清华周刊》，轰动一时，虽是滑稽笔墨，不免有酷刻之处，然可知其对旧小说之神味，所得极深，西文造就亦颇有素。……龙冠海是海南人，地方景色颇多特点，所作诗文皆有高壮之气，著有诗集《生命之歌》，另有一书札体小说，均未印行。张荫麟是一典型‘学院式文人’，专事考证及整理之工作，涉猎极广，不尽在文学，而其《纳兰性德评传》及《纪念王静安先生》等论文，皆文艺与思想上极重要之作。柳无忌是清华的‘特别生’而后出洋的，其父为南社诗人柳亚子，家学本有渊源，人颇静默婉雅，无华门公子习气。在校时即整理诗僧苏曼殊之著作与事迹。柳努力为之搜集考证，极穷山尽水之能力。所印行《苏曼殊全集与年谱》等书，均不朽之成绩也。”〔15〕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其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中曾就梅贻琦的办学思想专门指出：“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常被时人所诟病。梅氏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放荡主义（Libertinism）不同，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同。弊病在假自由之名而行放荡之实。梅氏认为，大学应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知有博约之原则，情有裁节之原则，志有持养之原则，秉此三者才能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但百家争鸣的结果，难免有超越现实，与互相攻击现象，如北大新旧之争，和当时之左右冲突。对此，梅氏一若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16〕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办学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办学实践，促进了清华大学良好学术气象的铸造和浓郁文艺气氛的养成，从而为清华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奠定了坚硬而明朗的基础。
注释：
〔1〕〔2〕〔5〕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03、98页。
〔3〕〔13〕蒋廷黻：《我在清华大学时期——蒋廷黻口述回忆录之九》，《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四期。
〔4〕〔9〕（德）韦伯：《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2～183页。
〔6〕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8〕王汎森曾专门撰文探讨陈寅恪对学术自主和自由的坚守，这种学术精神对清华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其著：《“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收入其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10〕胡适：《回顾与反省》，转引自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见林大中编：《九十年代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11〕萧公权：《清华五年——问学谏往录之九》，《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
〔12〕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一三四号。
〔14〕《清华校刊·中国文学系消息》，转引自张洁宇：《三十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坛的集聚》，《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15〕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397页。
〔1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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