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何人绘得萧红影

作者：桑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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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有人说，这体现了她“不平和反抗”的性格。但她有什么“不平”，又在“反抗”什么呢？早年，家庭乃至家族的压迫，汪恩甲家人的干预，都引起她过激的反抗，这自然可以说成是反抗旧的封建势力。与萧军一起逃离东北，经鲁迅推荐蜚声文坛，她也一度备受青睐。让她愤愤不平的，一在感情生活方面，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前一项，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后一项，注意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鲁迅去世后，萧红与胡风等人过从甚密，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文学圈子。胡风要办一份刊物，取名《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建议改成《七月》，这才有后来文学史上“七月派”的称谓。然而，萧红与胡风的思想分歧很大。《七月》上刊登的一些座谈会发言记录，就有这方面的内容。１９３８年１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像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同年４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尖锐地指出：“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除了胡风，还有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满。前面提到的，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批评的篇幅就远远超过了赞扬的部分。序文中质疑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正好有一节与之相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看来，对别人可能有所指责的地方，她不是不晓得，而在她心目中那正是自己追求的。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当误解来自身边的人时，萧红的心里则受到更大的刺激。有一次，她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她为这背后的轻薄而伤心，竟然离家出走。端木蕻良对她的文学创作算是十分推崇了，可也有所不屑。据靳以回忆，萧红拿出《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他看，端木蕻良抢过来瞧了几眼，便鄙夷地嘲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难堪地红了脸，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后来，《回忆鲁迅先生》发表时，端木蕻良还强行代笔写了一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治学和接世固然应该写，但那恐怕不是萧红所长。
　　萧红的作品不被普遍看好，也因其艺术形式的前卫性，即鲁迅当年敏锐指出的“越轨的笔致”。聂绀弩曾鼓励她说，鲁迅讲你比谁都更有前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萧红立刻打断他的话：“又来了，你是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后来，她对骆宾基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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