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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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皇权政治下，对自我的戕害、对个体的扼杀、对尊严的践踏是真正的核心问题。“专制主义文化下，‘个人’不发展”。上层奉行专制主义，下层则奉行“铲平主义”，最后只能将个体和个性完全消除。按孙隆基的说法，同为“国民”，“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那么，究竟自我压缩是国民性？还是自我扩张是国民性？这种同一国民的反方向人格发展只能说明有问题的不是“国民性”，而在于老百姓与统治阶层的政治关系根本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和私人状态严重不发达的中国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更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
孙隆基对个体、权利和尊严的鲜明强调，把“国民性批判”拉出了泥沼。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如中江兆民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严复式的演绎，因而福泽谕吉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对穆勒的思想进行了完整和全面的阐释。而在中国，严复并未真正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信”的翻译原则，而是刻意地曲解穆勒的本意，转而突出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抑制“个人”。事实上，穆勒的《论自由》集中论述的是个人独立自由之权，并非辨析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史华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削足适履的发挥有精辟评述。同样，如列文森论述的，梁启超在宣传女子教育的时候，仅依赖道德训诫，而“不能承认是制度剥夺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张灏则指出，梁启超从来没有抓住——我以为是刻意不去抓住穆勒思想的精髓——国家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最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自己无法理解或拒绝介绍近代西方学说的真义，同时念念不忘“国民性”，怀着天方夜谭的幻想去维护“开明”专制——这必然使得原先的启蒙命题不论是目标还是路径都变得自相矛盾。这样看来，启蒙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困难，并非源于“救亡”的紧迫（“启蒙本身所接受和宣扬的思想是同救亡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其制约”），而是因为“启蒙者”本身对于启蒙的终极目标和途径并不清楚。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性批判”开始左右着很多敏锐的头脑，日渐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系统和本质主义的认识框架。但如上所示，“批判”并不是国民性论述的主流，也不应当是主流，停留在单纯地罗列不良现象上，而忽略对熔铸过程和根源的剖析，那么“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到最后除了用来互嘲和自嘲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用处。今人怕只有绕过遮蔽视野的“国民性”现象描述，重新回到制造国民性的本源——不论是环境、教育，还是思想和体制，才更有意义。
注释：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3〕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书局1922年版，第91页。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5〕〔6〕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九册，第26、33页。
〔7〕〔8〕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观察社1948年版，第72、98页。
〔9〕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