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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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五六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则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说：“优待条例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俱往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注释：
　　〔1〕〔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192页。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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