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在事功与著述之间
作者：张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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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也即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期满的那一年，王先谦的湖南人脾气又犯了，再次上疏，弹劾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太监专权，本是历朝的一个痼疾。清朝建立后对此多方防范，此前也未出现太监擅权之事。然而，慈禧太后掌权之后，渐有太监揽权之现象，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王先谦当然没有胆量直接指责老佛爷驭下不严，但指责老佛爷的宠信“秉性奸回，肆无忌惮，秽声劣迹，倾动中外，惊骇物听”，说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英不安其分；要求皇太后、皇上严加惩办，否则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虽然没在太岁头上动土，却也是在千岁头上动土了。
此事的后果之一，就是王先谦的自动引退。在王先谦晚年弟子们的回忆中，颇有惊心动魄之处。如马与龙在《纪葵园师居家兑职始末》中说：“葵园师以国子监祭酒，在江苏提学任内，疏参李莲英，不报，乞病归。”这里还仅仅是说“不报”。欧阳翥在《葵园先生百有六岁纪念献辞》中说：“葵园太老师壮年以大翰林不经朝考，出主江苏学政……任满时，以参内监李莲英致仕回湘。”也将王先谦的致仕与参劾李莲英联系起来。黄性一则在《寿王葵园先生》中说：“葵园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请惩太监李莲英，有忤清孝钦后，几遭不测，遂托病告辞。”岂止是不报，还差点送掉性命。曹典球也有类似的说法：“光绪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有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以侮逆西后，罪在不测，而清廷惮于清议，以折留中，使廷臣讽之托病请假，十五年，乃开缺回籍，从此优游林下，专以著作为事。”持此说者多半为王先谦及门弟子或忘年交。如王氏晚年与曹典球共同研究地理，所著《五洲地志图略》多赖曹氏襄助。马与龙在王氏晚年寓所凉塘寄居一年余，协助王氏校书刻书。因此，所说不为无稽，有可能是听王氏亲自道及。不管是否真的有杀头之险，但王先谦的退隐，与参李莲英一事有关，当可以断定。
对于此种后果，王先谦并非毫无估计。两年前即1886年，与王先谦颇有交谊的浙江义乌人朱一新，即因参劾李莲英遭到降职处分，朱一新因此乞归田。王先谦有诗赠朱：“气清骨直应休名，今日翻缘谏得旌。乍了乘轺新事业，来追折槛旧家声。”赞扬朱一新的气节；又安慰朱一新：“及时好补南陔咏，未必朝廷舍此人。”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专心著述；而早晚有一天，朝廷会明白忠臣之心。既有前车之鉴，王先谦何必还要重蹈覆辙？若说王氏只是为了邀得直谏之名，则实在是有些冤枉他了。事实上，他非清流之辈，并不以进谏相标榜。他曾表示：“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直谏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敢于犯忌，乃出于臣子之愚忠，有见于清廷若不能整肃纲纪、改弦更张，势必国基动摇、国祚难绵。更何况王先谦所言也是事实，并无陈义甚高之弊。
要成就忠臣之功，还须遇英明之主。所遇非明君，而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所浸淫的王先谦却依然忠心不改。归田后，筑葵园。葵者向日，葵园者，寓思君之意也。在退隐等待期间，王先谦的矛盾与痛苦，时时流露在与友朋的书信间。“先谦家居寂守，乏善可陈，惟头眩旧疾十愈其九，即竟日伏案，三鼓就寝，不觉其劳。非必无志奋飞，而后顾茫茫，百虑为之灰沮，自分此生殆将终老邱壑矣”。所谓“非必无志奋飞”，表明王氏心有不甘，对于事功依然有着向往，故而虑及要终老邱壑，未免心惊。在王氏内心深处，恐怕亦幻想有朝一日清廷终究能明白他的忠诚，自己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然而，几年过去，清廷并未有起用王氏之意。时至1895年，王先谦依然还不能十分确认，此生真的要终老邱壑。“先谦伏处家园，把书度日，今年逾五十有四，而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既然事功不可求，就只能自我安慰：“名山撰著，自定千秋，矧时事如斯，勇退为是。”
那么，王先谦是真的以著述为名山事业吗？亦不尽然。近代的湖南，曾左彭胡以儒生而成就中兴之局，激励了湘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种情形无疑也影响了王先谦，意欲踵中兴曾胡诸老立功名亦在情理之中。军功的建立固然要有历史机缘，而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可以作为之处实在繁多，相比之下，著述之名山事业，似乎非时务所急。王氏虽然选择著述，却并非从此遗忘世事。当与著述伴终生已成定局之后，只好寻求著述胜于事功的正面意义。而乡前辈周寿昌的经历似乎也在暗示王先谦，与其寄情于不定之事功，不如壹意于著述。
长沙周寿昌，字荇农，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早期的周寿昌一如早年的王先谦，仕途通达，眼看着就要跻身显要了。出于报知遇之恩，因此更加竭尽忠诚，弹劾无所避忌，招致权贵侧目，正好周氏以丁忧回里。待到曾国藩再出督师，周氏也曾想因此再建功名。然而因与胡林翼不合，卒不能实现心愿，最后以疾病告退。晚年僦居京堂，终日以丹黄自娱，手不释卷，写成《四史补注》，成为著名的学者。在名流显宦不计其数的湖南，周寿昌实在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毫不起眼。然而，却因祸得福，在学术上建树不凡，连以虚骄著称的叶德辉，也不得不承认：“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周氏有意立功，而功不显；无意学术，而终以著述名。人的一生，似乎冥冥之中，都有天意在安排。周氏的可悲之处，在于疲精耗神于自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功名上。周寿昌的经历，正是王氏之前车之鉴。也罢，不如趁早归去。
王先谦曾以著述的成功来安慰事功不显的周寿昌。有意思的是，瞿鸿玑也用类似的话评价王先谦。他说：有人总为王先谦当年的退隐而惋惜，说若当时王先谦还朝，回翔禁近，循资平进，亦得致公卿，又怎比不过那些当世的达官贵人？然而，就算是王先谦能乘时得位，也未必能大展身手，实现其抱负。还不如抟精肆力，网罗文献，成一家之言，裒然述作与身等，俯仰千秋而有余乐。得失之间，本无须辨。瞿氏所言极是。古人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为不朽。立德为上，而仅属于少数的圣人贤人，凡夫俗子难以成就。事功之成，要有历史的机缘，非个人所能主宰。著述之事，相对而言，是能够自己主宰的。著书立说，原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么说来，王先谦的弃官归田、专事著述，竟也值了。
多少年后，当人们论及王先谦在光绪十五年的无奈之举时，总是更愿意将它与王先谦的学术志向联系起来。杨树达就声称：“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惊叹道：“先生弃宰相而从事学问，真是大智慧也。”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推论。不知当初葵园老人作此抉择时，内心经历了多少矛盾冲突与无奈。门庭广大、著述等身，原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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