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矫枉过正”所带来的遗憾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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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集》当然算不得什么好诗，胡适也不是做诗人的材料；《文学改良刍议》是革命的宣言而非学术的精品，其间颇多缺乏论据的武断之词（周泽雄先生有专文论及）。然而，以胡适的聪明，焉能不知道自己的诗才有限、《尝试集》算不得伟大杰出？焉能不知道《文学改良刍议》立论操之过切、有些地方未必言之成理？但他是坚持“不悔少作”的，因为他的诗文承担的历史责任并非创艺术精品，而是开一代风气，是社会改造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他认为，文学革命的舆论或实践，纵然有些过度，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十年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也许正反映了在改造社会宏大事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他们持有相近似的激进主义立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毛泽东才会在1918年～1920年间若干次登门拜访胡适，回到湖南主办《湘江评论》期间，也曾多次与胡适通信。虽然毛比胡小不到三岁，但由于当时两人社会地位的悬殊（也可以换个说法——“闻道有先后”），毛对胡是执弟子礼的，而且双方颇为相得。唐德刚回忆说，胡适晚年常说“毛泽东是我的学生”，又说“共产党领袖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这些都从某方面反映出胡适内心的感情色彩。毛泽东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这倒并不是因为胡适在学业上或政治倾向上不配，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把在北大旁听当作自己的学历，而且北大带给他的是多少有些屈辱的记忆，数十年后，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从这番话里，耿耿于旧事的心态依稀可辨。但是，毛泽东对胡适即使在大批判的高潮里也从未恶语相加，而只是表示过，如果他（胡适）回来的话，“北京图书馆馆长”是要给他干的。
白话文的胜利虽然已成定局，但“矫枉必须过正”的逻辑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1933年，鲁迅和施蛰存两位为了要不要读中国书（传统古籍）的问题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对当时鲁迅所持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观点，显然不能以通常的逻辑去判断——鲁迅难道不知道《庄子》和《文选》的价值，但“不过正就不能够矫枉”，对旧文化先彻底打倒了再说，这是革命者的激进主义情怀。在经历了对旧文化的连番追剿之后，青少年的语文教育的效果，面貌大为改观，除了有家学渊源背景者外，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于传统古籍已是所知甚少，一代接一代，几十年过去，每况愈下，就像沈宁先生在文章里所说的：“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我）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比我更年轻的人……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文言文又经受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溃败。我们这一辈人入学是“来来来，来上学”启的蒙，十二年过去，高三的课本里竟然是刘绍棠的小说之类。除了一大堆缠夹不清的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真不知道语文课里究竟学了些什么东西！至于儒家经典，根本闻所未闻，即使拿在手里，也是如对天书，不知所云。而学生中能写一篇清通的白话文者为数也很少。旧时代的士人，“十年寒窗”，天资高的，往往便能考个举人、甚至进士，两相比较，两种语文教学的效率不言而喻。当然，现代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但也不能以此来开脱语文教育的失败。1956年，中学汉语和文学分家，新的文学课本里，文言文占压倒优势，第一册第一篇就选了《诗经》里的若干篇章，教师和学生对这套教材的反应都比较积极，可惜使用了不过一年，紧随在“反右”之后，教育改革开始了，其间发生的荒唐事此处无须赘述，不仅这套教材被废，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编著的旧教材全遭取缔。大学生里的积极分子自己动手编大学教材，这些在“反右”和“拔白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家伙，能编出什么样的东西可想而知。又过了两年，政治形势越来越紧，语文教育也日益萎缩，到了“文革”开始，不仅文言文被打倒了，白话文也一块儿玩完，只剩下一种高调八股，几句陈词，不尽反复：吹嘘自己，则无非“五洲四海，风雷激荡”、“莺歌燕舞，形势喜人”；斥责敌人则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全民族的语文知识进入了有史以来水准最低的时期。
拨乱反正确实带来了一个向文化回归的新局面，但是，沦为垃圾的文言却并未就此交上好运。由于长期的封闭，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声开放，各种新鲜玩意蜂拥而至，“恶补”之不暇，谁还顾得上去拾掇大家都不甚了然而且久违了的传统文化？何况不少人认为“浩劫”的产生本就离不开封建主义所提供的土壤，反封建任重道远，而任何对文言文的提倡当然都是与这一历史任务相抵触的。此后，世界一体化呼声渐高，“与国际接轨”成为风尚，语言和文字上的混乱日见加剧，种种不知所云的音译字报刊上屡屡可见，甚至将外文直接引入，以满足部分崇洋媚外的心理需求。在这方面，青少年是被误导的一群，不任其咎，然而，他们的师长前辈受教育的背景比他们还不如，难道能够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要解决这个真可谓“积重难返”的问题，恐怕还必须回到问题的起点去，检讨一下当年“矫枉必须过正”的文学革命观点，
常见一些仕途尚称顺利的官员（老中青都有）喜欢通过关系或权力在报刊上发表旧体诗词，其中懂得格律的固然也有，多数却是文意欠通不说，甚至连平仄都还没有弄清楚，令读者一边读着一边难受。难受归难受，讥笑我却不敢，因为有自知之明，虽然知道点平仄对仗以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什么的，离登堂入室还差得很远。我的难受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连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要不也不会编成集子，广为散发。可悲?选记得读大学的时候写学年论文，凡选择中国古代史做题目的，首先要通过一个测试，即将古籍中的一段话用标点断句。这个法子检验对古文的阅读能力还真是十分简便，系主任罗孟韦先生（顺便说一句，最近谢泳君在文章里说罗孟韦是中山大学教授，恐怕弄错了）亲自选出了大约十个人，确认为合格，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后来我畏难而重选了世界史的题目，但能够通过罗先生的检测，还是很有些荣耀感的。我又何以能阅读古文略强于一般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就是因为高小两年遇到了一位秀才出身的国文老师，他用的由他自己选编的教材，一色是古诗文。我当时并不感兴趣，但被动接受下来的东西却令自己终生受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脑子里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有关他的记忆，唯一稍微完整的印象，是穿着长袍戴着老花镜的他，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一边拖着长腔吟诵袁枚的《祭妹文》：“……朔风野大，纸灰飞扬……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那时的心情，便是有几分滑稽，也有几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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