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鲁迅先生的讲演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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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讲演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无论是讲演本身还是回答听众的提问，还常常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结束，在休息室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他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他则回答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听众禁不住大笑。
三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谈香港》：“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而被罚停刊几天。
1927年2月，就连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前往演讲，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大欢迎，还在赴港的船上，就有船员为他的安危担忧，以为他去香港“说不定会遭谋害”。他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2月25日，他给章廷谦写信说：“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1929年12月4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应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其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27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至少当天他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确实有听众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11月30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1934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曹聚仁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四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演讲记录，粗略地看，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与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透过这些演讲，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明史、国民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革命的一针见血的看法，他对读书、对艺术、对人生的见解，有时候，他的讲题本身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论》、《象牙塔和蜗牛庐》等等，仅这些命题就足以垂之精神史，启迪后世。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名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真实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学生涯、读书兴趣、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决定了鲁迅何以成为鲁迅。我们不会忘记正是他选择了独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即便是他日渐被迷雾笼罩的生命黄昏，他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断，他一直对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种警惕与清醒，他对“四条汉子”、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都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些在他的讲演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流露。独立思考——始终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他一方面力图站在边缘、民间、底层大众的立场，他在不少作品中表达出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一切人间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蔡朝阳是鲁迅故乡绍兴一所高中的优秀语文教师，他发现信奉尼采的鲁迅有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露出了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姿态，《纪念刘和珍君》等文不断出现“庸众”、“无恶意的闲人”等字眼，鲁迅对普通民众的麻木、冷漠、不觉悟表现出了无比痛恨和蔑视，他感到鲁迅对普通民众一直有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情绪，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鲁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没有宗教信仰的鲁迅之所以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靠的不是爱，而是“阴冷”。画家陈丹青只看到其“好玩”的一面，没有洞察其“阴冷”的一面。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面对鲁迅，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很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对鲁迅的偶像崇拜，乃致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准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种是全盘否定鲁迅，以打倒鲁迅为目的，这都是我不能认同的。
从鲁迅留下的讲演记录稿，我们不难看出，他伸手拈来、他常常列举的都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历史、现实中的事情，他对源自希腊的西方主流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对英、美文明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几乎很少涉及。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学养、他所吮吸的精神滋养或许差不多够了，但作为思想家，作为二十世纪本民族的精神巨人，他未能呼吸而领会到欧风美雨，更好、更多地饱吸人类主流文明的乳汁，这是毋庸置疑的缺陷。这一点，我曾和朝阳讨论过，他认为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华一路，就其美术、美学的兴趣来看，也是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从感性出发的，作为思想家，只是生存哲学层面上的，其表达是诗性的、直觉的，缺乏逻辑推演，属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这一谱系。所以他很怀疑，欧美文明中基于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即使鲁迅接触到了，也未必对他有很大意义。当然，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
在鲁迅离世七十年后，鲁迅过时了吗？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吗？这些问号，每个人只要翻开鲁迅的那些小说、杂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杂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战的产物，有许多晦涩、隐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讽甚至也有他不主张的谩骂，但他确实常常用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彻、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2005年秋天在北大讲坛上的表演，曾经迷惑、欺骗、倾倒了许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过人类普世价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对照阅读鲁迅的《二丑艺术》，短短千言，洞若观火，足以让李氏的戏法原形毕露。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到马列的阶级论，鲁迅的信仰之路并不平坦，但他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具有强烈内省气质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他对权势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距离，表示了蔑视，不仅态度决绝，而且身体力行，这是足以为后世知识分子效法的。鲁迅是真挚的，他对本民族的阴暗、灰色的一面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与卑微，但他对这个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始终怀着热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掀翻“吃人的筵席”，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号就是“救救孩子”，这一切我们也都能在鲁迅的演讲中读出。无论如何，鲁迅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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