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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夜晚的哲学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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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18年5月15日，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一首小诗，表达了他对梦的偏好：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1〕
　　
　　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从梦开始的：“我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2〕这段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文字与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野草》是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许寿裳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3〕也就是说，《野草》是一扇门，引导我们由一目了然的庭院，进入小径交叉的幽暗花园。那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伸手不见五指，然而，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或许是最真实的）鲁迅。在那里，鲁迅几乎像婴儿般蜷缩于黑夜的某一角落。在《野草》中，鲁迅视线的焦点已经由社会现实转向内心宇宙，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近乎哲学。而诗（包括散文诗），则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传递者。在写作《野草》的同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的写作，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4〕于是，作为潜意识的梦，与哲思载体的诗，便表现出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厨川白村认为：“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
　　鲁迅在白天奉献他的宣言和檄文，而在夜晚，他的话语则以梦呓的形式出现。有学者提出，存在着“两个鲁迅”。假设它成立，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白天的鲁迅和夜晚的鲁迅。梦呓的存在，证明了人在睡眠状态下思维并没有停止工作。《庄子》曰：“其寐也魂交。”朱熹也说：“梦者，寐中之心动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梦里，梦呓的内容应当明确的，但由于我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解读，所以，无法对它作出精确的解释，清醒者无法翻译梦者的语言。《野草》呈现了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5〕。
　　我却怀疑《野草》是否鲁迅的真梦。由于梦境与清醒被分隔于两个世界中，那么，一个人的梦不仅无法被他人解读，所谓“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李商隐：《闺情》），即使梦者本人，也难以在清醒状态下追述梦的每一个细节。梦是真正的黑箱，而梦者自己对于梦的记录，也永远地封锁在梦的国度里，无法走私出境。连鲁迅自己也认为：“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6〕与梦相比，《野草》有着艺术品所特有的完整性，尽管它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散乱的梦的姿态，但它仍然是艺术品，就像基里科以梦境为主题的油画一样。所以，《野草》中的梦不是真实的梦，而是对梦的仿制，是梦的赝品，是“伪梦”。
　　令我钦佩的是，鲁迅对梦的仿制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它表现出令人迷惑的特性。诸如“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7〕这类语言，堪称传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用梦的外壳呢？我想，鲁迅试图借此完成他对自身灵魂的探索。他深知，人的内宇宙的复杂性是与外宇宙的复杂性相对应的，无法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定律（诸如进化论、阶级斗争等等）。而现实中的鲁迅（即白天的鲁迅），正陷于价值系统的争斗中无法脱身。他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罪”（诸如“瞒与骗”，中国人的文化毒素与生俱来）而备受折磨，又亲眼目睹了西方文化的“偏至”；他倾心进化论，又见证了“新青年”的堕落；他相信人民的伟大，又无法摆脱“愚民的专制”的种种阴暗的思路，愤怒于他们身上的“奴隶意识”；他寄希望于反抗，又意识到反抗者又必将泯灭于“无物之阵”……无论他朝哪个方向走，都将与悖论不期而遇。汪晖对此的看法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8〕显然，复杂的世界无法归结于一个统一的真理。梦给展示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最佳场地。现实的价值体系对于梦境来说是无可奈何的，鲁迅以梦的方式从现实体系中成功逃逸。
　　《野草》既是逃逸，也是超越。它标志着鲁迅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诞生，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者的鲁迅的一次大进步。此时的鲁迅已不像《呐喊》时代那样昂扬和自信，那样拳打脚踢，挥斥方遒，但他同时不会被某些貌似先进的理论所左右。李欧梵认为：“那些‘含糊的措辞’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9〕《野草》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思考，即关于人的本质处境与去处的思考，它远比现实政治更加重要。这种思考没有结论，但《野草》展现了它杂芜的过程。这本身便是《野草》的意义，如同“绝望的抗战”一样，它虽不会取得战果，所有的战士都将消亡于“无物之阵”，但战士的道德理想，只有在“抗战”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作为精神履历的记录本，《野草》呈现出的多义性与不可解性，正是鲁迅追求的。而诸多学者孜孜以求，挖掘《野草》的象征意义，好像给梦里的每一个符号确立固定的身份，必定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把梦中意象当作标志不只是堵住了了解其更深刻含义的道路，而且进一步限制了那个含义，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无意识与有意识之间的鸿沟”〔10〕。面对《野草》，没有人能够发明一个解密的公式，但每一个人又都能寻找到与己相关的内涵，接受到来自过客、求乞者，或者死火的生命信息。任何给《野草》提供标准答案的企图，都将受到鲁迅本人的否定。
　　汪晖曾说，鲁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人”〔11〕，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也反映了鲁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姚文元对鲁迅作如许评价：“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灵魂、他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练出了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12〕
　　在姚文元等人的谋划下，鲁迅被安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显要位置上，与“红卫兵”小将们遥相呼应。白天的鲁迅于是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他的文字也仿佛《九阴真经》，成为革命时代的武林最高秘笈。我不止一次地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鲁迅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这篇文字里，鲁迅的快意恩仇与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嗓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即使不是落水狗，也会不寒而栗。此时（以及此后）的鲁迅，不断以“圣化”的形象出现——那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是意识形态为鲁迅量身订做的，并使鲁迅瘦小枯干的身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潜心阅读《野草》以前，我曾经读过一本《鲁迅的故事》，这本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完成的小册子，于1972年出版，一年后第二次印刷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册的发行量。出于“圣化”鲁迅的需要，这本书捏造了若干事实，比如《秘密读书室》一章，便捏造鲁迅于1927年在上海溧阳路一座普通的灰砖楼里开辟一间秘密读书室，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毫不犹豫地扬弃自己头脑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13〕。书中还附有陈逸飞画的《秘密读书室》的油画插图。在那幅油画里，鲁迅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用纸罩着电”，“聚精会神地”通读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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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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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18年5月15日，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一首小诗，表达了他对梦的偏好：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1〕
　　
　　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从梦开始的：“我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2〕这段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文字与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野草》是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许寿裳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3〕也就是说，《野草》是一扇门，引导我们由一目了然的庭院，进入小径交叉的幽暗花园。那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伸手不见五指，然而，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或许是最真实的）鲁迅。在那里，鲁迅几乎像婴儿般蜷缩于黑夜的某一角落。在《野草》中，鲁迅视线的焦点已经由社会现实转向内心宇宙，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近乎哲学。而诗（包括散文诗），则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传递者。在写作《野草》的同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的写作，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4〕于是，作为潜意识的梦，与哲思载体的诗，便表现出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厨川白村认为：“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
　　鲁迅在白天奉献他的宣言和檄文，而在夜晚，他的话语则以梦呓的形式出现。有学者提出，存在着“两个鲁迅”。假设它成立，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白天的鲁迅和夜晚的鲁迅。梦呓的存在，证明了人在睡眠状态下思维并没有停止工作。《庄子》曰：“其寐也魂交。”朱熹也说：“梦者，寐中之心动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梦里，梦呓的内容应当明确的，但由于我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解读，所以，无法对它作出精确的解释，清醒者无法翻译梦者的语言。《野草》呈现了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5〕。
　　我却怀疑《野草》是否鲁迅的真梦。由于梦境与清醒被分隔于两个世界中，那么，一个人的梦不仅无法被他人解读，所谓“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李商隐：《闺情》），即使梦者本人，也难以在清醒状态下追述梦的每一个细节。梦是真正的黑箱，而梦者自己对于梦的记录，也永远地封锁在梦的国度里，无法走私出境。连鲁迅自己也认为：“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6〕与梦相比，《野草》有着艺术品所特有的完整性，尽管它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散乱的梦的姿态，但它仍然是艺术品，就像基里科以梦境为主题的油画一样。所以，《野草》中的梦不是真实的梦，而是对梦的仿制，是梦的赝品，是“伪梦”。
　　令我钦佩的是，鲁迅对梦的仿制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它表现出令人迷惑的特性。诸如“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7〕这类语言，堪称传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用梦的外壳呢？我想，鲁迅试图借此完成他对自身灵魂的探索。他深知，人的内宇宙的复杂性是与外宇宙的复杂性相对应的，无法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定律（诸如进化论、阶级斗争等等）。而现实中的鲁迅（即白天的鲁迅），正陷于价值系统的争斗中无法脱身。他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罪”（诸如“瞒与骗”，中国人的文化毒素与生俱来）而备受折磨，又亲眼目睹了西方文化的“偏至”；他倾心进化论，又见证了“新青年”的堕落；他相信人民的伟大，又无法摆脱“愚民的专制”的种种阴暗的思路，愤怒于他们身上的“奴隶意识”；他寄希望于反抗，又意识到反抗者又必将泯灭于“无物之阵”……无论他朝哪个方向走，都将与悖论不期而遇。汪晖对此的看法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8〕显然，复杂的世界无法归结于一个统一的真理。梦给展示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最佳场地。现实的价值体系对于梦境来说是无可奈何的，鲁迅以梦的方式从现实体系中成功逃逸。
　　《野草》既是逃逸，也是超越。它标志着鲁迅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诞生，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者的鲁迅的一次大进步。此时的鲁迅已不像《呐喊》时代那样昂扬和自信，那样拳打脚踢，挥斥方遒，但他同时不会被某些貌似先进的理论所左右。李欧梵认为：“那些‘含糊的措辞’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9〕《野草》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思考，即关于人的本质处境与去处的思考，它远比现实政治更加重要。这种思考没有结论，但《野草》展现了它杂芜的过程。这本身便是《野草》的意义，如同“绝望的抗战”一样，它虽不会取得战果，所有的战士都将消亡于“无物之阵”，但战士的道德理想，只有在“抗战”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作为精神履历的记录本，《野草》呈现出的多义性与不可解性，正是鲁迅追求的。而诸多学者孜孜以求，挖掘《野草》的象征意义，好像给梦里的每一个符号确立固定的身份，必定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把梦中意象当作标志不只是堵住了了解其更深刻含义的道路，而且进一步限制了那个含义，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无意识与有意识之间的鸿沟”〔10〕。面对《野草》，没有人能够发明一个解密的公式，但每一个人又都能寻找到与己相关的内涵，接受到来自过客、求乞者，或者死火的生命信息。任何给《野草》提供标准答案的企图，都将受到鲁迅本人的否定。
　　汪晖曾说，鲁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人”〔11〕，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也反映了鲁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姚文元对鲁迅作如许评价：“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灵魂、他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练出了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12〕
　　在姚文元等人的谋划下，鲁迅被安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显要位置上，与“红卫兵”小将们遥相呼应。白天的鲁迅于是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他的文字也仿佛《九阴真经》，成为革命时代的武林最高秘笈。我不止一次地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鲁迅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这篇文字里，鲁迅的快意恩仇与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嗓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即使不是落水狗，也会不寒而栗。此时（以及此后）的鲁迅，不断以“圣化”的形象出现——那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是意识形态为鲁迅量身订做的，并使鲁迅瘦小枯干的身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潜心阅读《野草》以前，我曾经读过一本《鲁迅的故事》，这本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完成的小册子，于1972年出版，一年后第二次印刷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册的发行量。出于“圣化”鲁迅的需要，这本书捏造了若干事实，比如《秘密读书室》一章，便捏造鲁迅于1927年在上海溧阳路一座普通的灰砖楼里开辟一间秘密读书室，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毫不犹豫地扬弃自己头脑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13〕。书中还附有陈逸飞画的《秘密读书室》的油画插图。在那幅油画里，鲁迅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用纸罩着电”，“聚精会神地”通读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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