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并非“陪审”的陪审团制度
作者：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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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制度中的民主参与是美国诉讼制度最具诱惑之处，体现了美国法治的民主性。司法民主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部门和官员独断专权，黑箱作业，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任意侵犯民众权益。如果制度上没有权力制衡和制约，体制上没有民主选举和新闻监督，听任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专横跋扈，权力无限，将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可能危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陪审团制度是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如果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财政上，司法部门及其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均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依法独立审案。法官不是不能依法审案，而是依法审案可能遭到报复，丢掉饭碗。在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的条件下，法官如何独立办案？法官又凭什么独立办案？
相比之下，陪审团随机成立，随机解散，与官僚体制毫无瓜葛。陪审员对判决的结果不负任何个人责任，没有宦海沉浮、人情世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判决一旦做出，陪审员走出法院大门，不再具有任何法律职能，也不得服务于随后的审判程序，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这种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冲破司法系统的“关系网络”，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对司法权的影响和干扰，减少对法官个人素质的过分依赖，避免利害关系人施加压力和打击报复，缓和被判有罪者与司法机关的对立情绪，减轻法官审案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减弱民意和舆论的抱怨和谴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审团其实是法院的避雷针和法官的护身盾。司法裁决涉及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案情错综复杂、事实波谲云诡、证据争议极大的大案要案中，法官永远都会面对模棱两可、难以确定、扑朔迷离、后患无穷的事实问题的纠缠。可以设想，在辛普森涉嫌杀妻、罗德尼·金被殴这类轰动全球、争议极大的刑事大案中，如果改由职业法官独立审案，一锤定音，那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法官都将落得引火烧身、千唾万骂、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从此退出审判舞台。而陪审团不计“个人毁誉”，承担了司法过程中最令人头疼的任务，即在疑难大案中裁决被告是否有罪，使法官超凡脱俗，扬长避短，摆脱复杂纷繁的事实难题，集中精力处理自己擅长的法律问题。
陪审团虽然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但却减轻了法官的审案压力，减少了法官卷入司法腐败的机会，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法官秉公独立、强大有力、位尊权重、廉洁奉公的“护法神”形象。托克维尔精彩地评论道：“表面上看来似乎限制了司法权的陪审制度，实际上却在加强司法权的力量；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没有人民分享法官权力的国家的法官强大有力。”〔6〕确实令人不可思议，陪审团制度赋予“外行”参与司法、分享权力、裁定事实、遏制腐败的权利，结果反而大大提高了“内行”的权威和声望。
再次，陪审团制度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护堤坝。陪审团一般在案发地区随机选出，而且就某一特定案件而选出，使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来不及而且很难引诱和贿赂陪审员。即使当事人神通广大，铤而走险，但陪审团由十二至二十三人组成，身份不同，背景各异，致使贿赂成本极高，难度甚大，风险过高，稍有不慎，很可能弄巧成拙，惹祸上身。依美国法律，行贿陪审团是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联邦重罪，最高刑罚高达有期徒刑十五年。违法乱纪者一旦露出蛛丝马迹，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立刻打上门来，不怒而威，震慑极大。
在重大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依法将陪审团“与世隔绝”，使其免遭外界干扰。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旅店，并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同时，陪审员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违法者将遭到重刑制裁。总之，诸多制度性的困难和障碍，致使潜在的违法乱纪者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久而久之，连美国黑手党都意识到，如果想打赢官司，逃脱惩罚，与其在陪审团身上动歪脑筋，还不如请个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更实惠。
从制约法官权力角度看，陪审团参与司法，监督审判，“架空”了法官的权力，同时减少了法官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的“良机”，起到了爱护法官“政治生命”和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的作用。说起来，美国的联邦法官既是非民选，又是终身制，但“腐败分子”极为罕见。对此“反常”现象，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若细究其因，陪审团制度的制衡和监督作用不可低估。
最后，陪审团制度是一所常设的免费民主学校，在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制观念等方面影响深远。想当年，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枪，批判传统，孤独呐喊，试图以文学唤醒麻木愚昧的芸芸众生，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格”。问题在于，文学作品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在美国社会，由于司法权不再被职业法官垄断，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各行各业人士参与陪审，亲历法院审判和司法程序，这是普通百姓和“愤青小资”学习法律知识，认识了解社会，领悟法治精神，培养“国民性格”的良好途径。
托克维尔对陪审团制度情有独钟，赞不绝口。他认为，这种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的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将来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指出：“陪审制度，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入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有重大贡献。我认为，这正是它的最大好处。应当把陪审团看成是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每个陪审员在这里运用自己的权力，经常同上层阶级的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涉案双方的激烈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7〕
陪审团制度同样影响到美国社会的权势阶层，成为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结合点。美国政客多为律师出身，人人能言善辩，个个口若悬河，演讲大师层出不穷，经典演说不绝于耳。在法庭上，律师必须辩护细致绵密，逻辑天衣无缝，语调铿锵有力，言辞荡气回肠，才能说服陪审团，赢得官司胜利。由于陪审员皆为法律外行，平均知识水准不高，所以，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法官向陪审员解释法律规则，必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平铺直叙，浅白生动。在政治舞台上，民选官员为了争取选票，必须以平浅通俗的话语与选民平等沟通，绝对不能艰涩深奥，故作深沉，自命不凡，枯燥说教。相形之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往往喜欢居高临下，引经据典，故弄玄虚，莫测高深，貌似博大精深，满腹经纶，实为装腔作势，自欺欺人，不知所云，误国殃民。
陪审团制度的优越性不胜枚举，但弊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些有争议性的大案中，陪审团常常罔顾法律，意气用事，断案往往带有相当明显的种族、阶层或地域色彩，倾向于放纵犯罪嫌犯，致使司法审判偏离了公平正义的目标。最令人困惑之处在于，由未经专业法律训练、平均知识水准不高、凭借抽签执掌大权的一帮门外汉指手划脚，越俎代庖，对当事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或民事侵权作出事实认定判决，与现代法律复杂化、专业化、精密化的趋势大相径庭，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究竟何在？
相信普通民众对事实问题的判断并不依赖专业法律训练，正是陪审团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事实证明，一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裁决，至关重要的是廉洁独立的司法机构，是公正民主的司法程序，是普通百姓的基本理性和正直良心，而不是司法官员的高深法律素养。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标准，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决定的，而是由普通民众决定的，只有普通民众才是公平正义的最终审判者和最后裁定者。这种价值理念使陪审团审判在美国长盛不衰。在此法治传统背景下，陪审团制度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