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
作者：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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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爱玲和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他们在作品中对俗世细节的津津乐道，往往正是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浓烈兴趣，以寄托自己难以平复的情怀。李泽厚所说的“鸡犬飞升”，是在得道时，在得意成仙的当儿，犹不能舍弃日常的世俗的种种，李先生即以此阐释国人远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乐感文化”；那么，现在，张爱玲和周作人，则是在亟须求得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时，同样（甚至更其）离不开他们的俗世的兴味。这不是很有趣的现象么？
再来说说周作人。上述的《野草的俗名》，就是一个在板荡的乱世中，希图凭借自己对方言、俚谚、民俗、古籍、植物的兴趣，通过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以求得自己暂时的内心平静的知识分子的写照。这和张爱玲“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是颇有几分相像的，虽然他们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
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周作人由悲愤进入到极度的失望。至1928年，国民党军队开进北平，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写了那篇著名的《闭户读书论》，提出：“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而对于一般“寒士”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闭户读书了：“宜趁现在不甚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可见，读书并不是死读，还得与当下的人生相照应才有意味。此后的1929年，他几乎没怎么写文章，一直到1932年，他才将这几年的新作合编成一本薄薄的《看云集》?熏总共才十万字。对他来说，这真是一个很突出的低产期。查查《看云集》的篇目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那里除了写于1929年的那三篇重要的杂文《娼女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外，主要就是两类文章，一类是谈书的，其中序跋占了大半；另一类就是关涉普通世俗人生的，诸如：《中年》、《体罚》、《吃菜》、《论居丧》、《村里的戏班子》、《关于征兵》和《草木虫鱼》等。其中《草木虫鱼》最有代表性，在其“小引”中，他一下笔就引用了明代李日华的话：“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后又说，“现在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它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里既有对国民党的不准说话的抗议，却也透露了“这是我所喜欢”和“与我们很有关系”这两层重要意思。此文除小引外，余下的七节分别是：“金鱼”、“虱子”、“两珠树”、“苋菜梗”、“水里的东西”、“案山子”、“关于蝙蝠”。不妨对照一下他七年后所写的《野草的俗名》，也是八节：“臭婆娘”、“官司草”、“黄狗尾巴”、“碰鼻头草”、“老弗大”、“天荷叶”、“牌草”、“咸酸草”。其趣味之相近，一望即知。在前者的《水里的东西》的篇末，还有一段值得玩味的话：“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这与前面引过的《野草的俗名》文末的话，又是多么相似！
1937年周作人写下《野草的俗名》之后的那几年，他几乎不愿再发表什么东西了，1939年4月末写《玄同纪念》时，还在文末特意声明：“……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故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在他后来的《知堂回想录》中，也专设了一节《从不说话到说话》，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1942年出版的《药味集》是他重又陆续撰文后的一本选集，仅薄薄八万余字，看一下篇目也十分有趣，除谈书论文忆人的文章外，其余一半以上，竟都是写世俗人生的，除却《野草的俗名》，尚有《禹迹寺》、《卖糖》、《撒豆》、《上坟船》、《缘日》、《蚊虫药》、《炒栗子》等。而谈书的，如《四鸣蝉》、《老老恒言》、《元元唱和集》、《关于朱舜水》、《关于杨大瓢》等，其实还是借中外的杂书在寄托他那俗世的情怀。可见，越是苦闷的时候，他越是想从凡俗的民间找到精神避难的处所。也正是在《药味集》序中，知堂说出了那段关于自己文章的广为流传的话：“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
在周作人埋头于翻译的1955年，还曾编过一本《明清笑话集》(后以《明清笑话四种》为书名，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此书的长序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谈赵南星的话：“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所谓杂取村谣俚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见重于士大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这段引文堪称妙绝（顺便说一句，此序为现今各种知堂文集与集外文集所失收，我是从赵武平先生提供的复制件中读到的）。知堂惯会在不动声色间，借别人的话作夫子自道。这种“杂取村谣俚谚”，不正是《野草的俗名》与《草木虫鱼》的作文金针吗？而之所以这么做，不正因为苦闷，因心中有“肮脏不平之气”么？这段引文，其实也悄悄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股不甚引人注目的潜流——自《诗经》、《乐府》到古代文人整理的民间笑话，到“竹枝词”之类，再到五四后的“乡土小说”（废名是一早期代表），民俗方面的美文（有江绍原、顾颉刚、钟敬文等），还有张爱玲的市民小说和散文，似还应包括知堂的《儿童杂事诗》——或许在俗文学史中，这会是个重要的流脉？但它们由俗而雅，事实上很难归类。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从未接触过张爱玲与周作人作品的西方人，只知道他们在乱世中想通过写作获得一点心灵的解脱，那么，很可能会把他们的创作想像为虚无缥缈的“出世”境界，即如周作人所说：“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因为俗世已经够烦人了。许多西方的作家、艺术家走的正是这一条路，现正在全世界走红的英国学者刘易斯取材于二战的《纳尼亚传奇》，也是取的这种由苦难的现实逃向幻想之路。但张爱玲和周作人偏偏是“入世”的，他们竟能在充满苦难的俗世不断找到让其津津乐道的琐细而有趣味的东西，这也是他们“爱人间”的一种证明。这样的创作取向，用李先生的“乐感文化”加以诠释，我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然而，真要说这种对普通的日常琐细的兴趣唯中国所独有，那也不免武断。在日本文化中，向来就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的审美倾向，这一直为知堂所倾慕。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日本的古代文化汲取了中国的“乐生”的内核。但有趣的是，在古希腊，也有这样的智慧和情怀。在英国学者基托的《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通过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论述了希腊民族那种高度悲剧性的性格，但又说，这并不等于他们“将生活视为乏味之物”。他写道：“荷马在描写战斗场面时饶有兴味，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描述也同样充满了热情。他看任何一件事物，都带着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奥德修斯建造他的小艇，还是英雄们在营地生火做饭，享用丰盛的晚餐，晚宴后常常还有唱歌……他们对各种活动（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均有永不餍足的胃口，在从事各种活动，以及观察他们如何行事方面有着永无止境的喜爱。几乎每一页荷马的著作都可以为此作证。悲剧的潜流绝不是感觉生活不值得过……”古希腊民族性中那种崇尚荣耀、敢于英勇赴死的悲剧性格，与热爱普通日常生活，对世间一草一木充满兴趣的情怀，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和完整的补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对“不知死焉知生”哲学与“不知生焉知死”哲学的一种古已有之的奇妙整合呢？）这种希腊精神令知堂十分向往，他自己所一直标榜的“流氓气”和“绅士气”，恐怕就和这种两极的性格追求大有关系。可惜他终究不是希腊人，越到后期，他身上的“流氓气”就越显不足了。
其实知堂一生写过很多关于古希腊的文章，他对希腊精神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在1926年的讲演稿《希腊闲话》中，他把这一精神（也就是希腊人人生观的特点）概括为二：一是现世主义，一是爱美的精神。这与我们上文从基托书中引出的两点正好对应。有趣的是，在分析现世主义时，他从神话中的两种说法入手，介绍了关于“死后生活如何”的希腊式思考，结果，他们“完全把现世的快乐搬到死后去了”，“因为觉得现世的可爱，所以要更进一步把现世的状态延长”。这与我们这里的“鸡犬飞升”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知堂的结论，却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性”的批判：“中国的现世主义是可佩服的……不过中国文明没有希腊文明爱美的特长，所以虽是相似，却未免有流于俗恶的地方。”在写于1936年的《希腊人的好学》（收入《瓜豆集》）中，他又尖锐指出：“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在写于1921年的《新希腊与中国》（收入《谈虎集》）中，说得更是一针见血：“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这些话，现在读来，仍能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
看来，对于中国的“乐感文化”，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点到为止，而应作更深一层的剖析。周作人与张爱玲遭逢乱世，有些行为让人不可理喻，特别是周作人“附逆”，更成为洗刷不掉的罪过。但至少在写作上，他们还一直保持着求知向上的欲望，仍在积极进行探求和创造，包括对于“草木虫鱼”和“野草野菜”的研究，这又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他们那时的作品后来也一直有着较强的生命力。他们的身心经历和文化实践，不也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么？
（《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李泽厚著，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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