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念刘大杰先生
作者：叶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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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确实开文学史研究的先河；日本人也曾自信《中国文学史》的优先撰述权是在他们手里的。与他们相比，即便是大杰先生这代人，也是汲取居多，创造有欠。当然，文学史的撰作本身，也意味着太多“政治内涵”〔5〕。如日本的文学史叙述就伴随着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的时代因素。我们并非是说要将《德国文学史》的撰作与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挂钩，但至少说明，异国文学史的撰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见证出本国文明的成长度与参照维度，其功能并非可有可无；至于谈论到走向世界的民族国家时，更是其是否存有世界胸怀、具有认知世界能力的理性标志。
转眼近八十年过去，德国文学史撰作也走完了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五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简史》，是冯至先生在特殊语境中不得不为之的一项工作，尽管其中表现了其高明的德国文学史观，但他自己是决然否认此作的；八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史》，在内容与规模上均有扩展，但确实鲜见昔贤当年锐气淋漓的学术锋芒。当冯至、刘大杰这样的文学史家，或作为“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家”淡然逝去，或作为“转行立身的中国文学史家”而彰名青史时，德国文学史的撰作在中国语境里是否还真的有可能铸就出应有的辉煌，或许真的值得追问。或许更该追问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德国文学研究，我们似乎离“史”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代人，是否还可能拥有“撰史”的勇气和机遇？这首先，似乎应取决于后来者的脚步、心态与思考。
作为那代人的集体悲哀，大杰先生自有其不可逆转的时代宿命，与那代学人中的龙凤之辈如陈寅恪相比，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绩近乎“有口皆碑”，但在德国文学史（包括外国文学领域）的成就似乎还鲜见论述。我撰《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时，宁可在德语文学界的陈铨、冯至、张威廉之外，另选大杰先生作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看重的正是其著作本身在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大杰先生，其在德国文学领域的旁逸横出，确实为本学科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其在德国文学史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更是后来者可以凭借的“巨人之肩”。
注释：
〔1〕〔3〕刘大杰：《东西文学评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页。
〔2〕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页。
〔4〕刘大杰：《托尔斯泰》，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0页。
〔5〕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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