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
作者：邵 建
字体： 【大 中 小】
我们今天经常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混同。胡适反对这种混同。他是新文化运动中人，但五四运动却和他无关。就“新文化运动”而言，胡适也并不喜欢这个词，他自己的说法更经常是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已经大幅政治化的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非但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还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最后一次对五四表态是1960年的5月4号，这一天台北的广播电台播放了他的谈话录音，题目就是《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这是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最后的看法。他的态度很明确：“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桥归桥，路归路，把这两者分开，表达了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惋惜。他算了一笔时间账，纯粹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915年算起，到1919年，不过四年多时间。如果从1917年文学革命算起则更短，只有两年。才两年的工夫，局面就变了，思想革命尚未完成，就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胡适所以痛惜，是因为他回国伊始，就下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立意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
回到1919年，胡适是在5月29号那天与杜威等一同到北京的。此刻学运还没过去，学生还在罢课。胡适深为不安。他要学生复课，并建议把北大迁往上海。这对北大极为重要的关节，胡适自己没有过记录，但时为北大教授的沈尹默于1966年写有关他与北大的文字，提及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他说：“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以上故实，宜作一面观。胡、沈早已形同两路，乡党不同（比如以上在场的教授都是“某籍”，这是当时北大可以互相援引的一种势力），观念也不同。尤其几十年后，沈是以他的意识形态来否定胡适的。因此，事固其有，情则未必，这里姑录备案。
案：据胡适记载：“‘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笔者：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在那一期里写了篇《五四运动的精神》。
三、质疑“根本解决”
五四运动从5月4日到6月3日，历时一个月，便暂告段落。对这场运动取疏离态度的胡适于7月20日，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一个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当时并不为人注意的思想论战。论战的双方主要是胡适和李大钊，中间还有一位追随进步党梁启超的蓝志先。
就胡适而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四点，如果最后一点是胡适所向往的最后目的，那么，前三点都是指向它的具体步骤。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整理国故”尚未提上日程，“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事实上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输入学理上。其时，汹涌而进的外国思潮，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工团主义等同步共进，面临着多种主义的选择，胡适产生了一种担心，担心在“输入学理”上，不去面对实际问题，而是照搬教条主义的危险。
胡适批评道：“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针对“根本解决”，胡适在文章最后指出：“‘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李大钊在出京的时候读到胡适的文章，他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发表在8月17日的《每周评论》上。针对胡适对“根本解决”的质疑，李大钊做了这样的辩护：“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
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推进观。一个是用“拱卒”的方式逐一解决问题；一个是用“将军”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胡适是杜威的学生，他奉持的是杜威的观点，杜威就社会进步有过一个比喻，即进步不是“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一揽子”解决问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是永远不可能的。针对李文所举的俄国的例子，1922年胡适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他的回答：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李大钊为什么相信“根本解决”而胡适之却不信？这在于他们对社会构成的看法不一样。在李大钊眼里，社会历史的构成有一个“最后之因”，它是一元的，只要抓住“最后之因”，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那么，这一元的最后之因是什么呢？李大钊说：“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在社会历史观上，胡适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大致是同一时期，他在和陈独秀的论辩中，反对一元论的“最后之因”，当然也就反对这里的“根本解决”。如果说，从“最后之因”到“根本解决”是一种社会革命的路径；那么，多元论的胡适主张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并且是“一点一滴”的解决，则显然是一种社会改良的路径。
李大钊把经济视为社会的基础，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所有问题也就相应解决。可是，我们看到，在李大钊那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是依赖经济而是依赖它之外的革命。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阶级斗争。
胡适不赞同李大钊、陈独秀之观点，他说：“……阶级战争说……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领导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领导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的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
以上所引出自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按计划要发在1919年8月31号的《每周评论》上，但杂志出版的前一天，警察光临了，他们查封了杂志，一切财物也被充公。胡适的文章被封掉了，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也无疾而终。读者没有及时地听到胡适的声音，直到1921年底，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胡适才把它编了进去。
案：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就李大钊谈民主主义不论放在哪一国都大致相同时，胡适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介绍了杜威的一种颇有意思的说法：“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
几十年后，哈耶克评论英法两国的不同特点，引用过Thomas May的类似表达：“在现代，一个国家（法国）的历史乃是民主的历史，而非自由的历史；而另一个国家（英国）的历史却是自由的历史，而非民主的历史。”两者比较，殊堪玩味。平等与自由，作为两种普世价值，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英法各执一端（但不是极端），而美国如杜威所说则在两者中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