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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冤案铸就王任叔的悲剧人生
作者：王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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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1年9月，王任叔从上海去新加坡，在南侨师范任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做些统战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新加坡。王任叔去了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参加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搞宣传工作。他很快学会了印尼语，担任地下抗日报纸《火炬报》的主笔。当时的印尼又称荷属东印度，印尼人民对荷兰殖民军和日军同样的憎恨。日军当局曾悬赏通缉王任叔，发起过大检举运动。他两次死里逃生，在一印尼农民家隐蔽下来，以耕田种稻为生。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然而，在举国欢腾的印尼，发生了一起血案。与王任叔一同从新加坡转移到千岛之国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于丹绒革岱。这个案子后来竟将王任叔莫名其妙的牵扯进去，使他冤上加冤!
郁达夫是“左联”主将之一，为著名作家，著述甚多，拥有较大的影响。他流亡新加坡时任过《星岛日报》主编，后又兼《华侨周报》主笔，还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名气很大，无人不知。流亡印尼后，郁达夫于1942年6月定居在苏门答腊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小酿酒厂，还与当地一土著女子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的日语很好，一度担任当地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其间又竭力为被捕的侨胞和印尼人开脱说情。郁达夫文人气息很浓，为人自信旷达，自认为隐蔽得很好，也就疏忽了，没想到日军宪兵们已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怀疑他就是郁达夫。日军担心他日后会写文章揭露其在印尼犯下的野蛮罪行，遂将他秘密绑架杀害。王任叔这时已担任印尼华侨联合会的顾问。他又投身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号召华侨青年们参加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光复军。得知战友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已是月余后。他很悲痛，撰文悼念，主张严惩凶手，但战火又燃起，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荷兰殖民军于1946年初将王任叔逮捕，投入牢房。经印尼各界人士抗议、声援，三个月后，荷兰当局被迫释放了王任叔。
1951年，新中国和印尼建交。苏加诺总统很快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能选派王任叔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了。王任叔在两年任期内为保护华侨权益、增进两国友谊做了不少工作。但外交工作毕竟不是他所长，他一再向周总理提出还是想搞文艺创作。1954年，王任叔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其后，他组织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等书。
他的理论著作《文学论稿》于1957年出版。王任叔爱憎分明，谈话爱发议论，著文喜涉褒贬，容易得罪人。从1956年到1958年，他出于批判官僚主义作风，写了《况钟的笔》、《“鲁迅风”话旧》等若干篇杂文，也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条条框框多，以及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写了若干篇短论，如《真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文笔犀利，广为流传。他没想到的是，康生那时已在着手准备收拾他，报复他。
五
康生对王任叔当年竟然暗中调查“东方旅社”事件真相并写过几篇抨击“内奸、小人”的杂文之举一直耿耿在心。他可说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巨奸，怪的是几十年来他一直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康生在1933年7月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年后，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追随王明路线。王明垮台后，康生全力拥戴毛泽东，痛批他昨日还矢志效忠的王明。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延安，当上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一手制造了一连串冤案，大抓“内部敌人”，刑讯逼供，搞得延安人心惶惶，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解放后，康生一度颇为失意，长期在杭州、青岛等地休养，韬晦之余，故作风雅，寄情于书画印章，自取艺名“鲁赤水”，俨然与大画家齐白石分庭抗礼。1958年以后，康生重新活跃起来，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点了王任叔的名，称王的思想右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对党总是不满，还别有用心地两次指出王任叔与蒋介石是奉化同乡，还在蒋的手下当过官，要查查其历史，查清他是如何混进党内的。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周杨等人也只有遵命行事，发动一些人对王任叔进行批判，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内查外调，但根本查不出王任叔有任何政历问题。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一降三级，分到文学编辑所当主任。王任叔受此打击迫害，从此沉默多了，心情抑郁，他明白是祸躲不过，便加紧编著百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一心想多做些工作。1964年，康生又跃升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他没料到，又一顶“大叛徒”黑帽子自天而降。
惊雷阵阵，神州蒙冤，灭顶之灾终于来了。“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就被首都文艺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尽磨难。“祸不单行”，1968年2月，上海华东师大校园内某造反组织联合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一组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诬称王任叔是“出卖革命作家郁达夫的大叛徒”，说当年正是王任叔向日军宪兵队长告密才导致郁达夫的身份暴露而被处决。大字报中还说什么当年“苏加诺总统要求中国派王任叔出任驻印尼大使是出于对他的酬劳，因为苏加诺为了赶走荷兰殖民军，曾通过王任叔与战败投降后仍滞留在印尼的日军总司令后藤中将密谈，谋求军火与军力的支持并取得成功”云云，分明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已调北京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回上海活动时，见到老婆李文静收集来的此份大字报抄件，如获至宝，因为这可以用来向康生讨好，亦可以作为收拾他素所嫉恨的王任叔的致命武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从山东流落到上海滩，卖文为生，至多算是三流文人而己。他曾因投靠同乡、主持《新晚报》的中统文化大特务崔万秋，筹划组织“法蒂文学社”而受过王任叔的杂文的抨击。张春桥明知国内已有几本研究郁达夫的专著指出郁的被害与王任叔毫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善清的《郁达夫传》也指出郁达夫被害是宪兵队查出了他的身份，不存在有人告密。但张春桥认为机会已来了。果然，康生读了那份大字报抄件，欣喜若狂。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会议上，他再次点了王任叔的名，重复了大字报抄件上的流言，煞有介事地诬称王任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双料大叛徒”。
不久后，王任叔被强行遣返浙江奉化家乡。他已身患多种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且，他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压抑与摧残，竟然被逼疯了。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静的山村里，享年七十一岁。曾疯狂地迫害过王任叔和许许多多忠良的巨奸康生在三年后也死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康生的罪行全部暴露，1980年，他的骨灰盒被清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在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就得到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这对已长眠于家乡无名青山下的王任叔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作家的生命是通过其有价值的作品而得以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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