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史中的戏和戏中的史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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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地位起伏变化的同时，戏曲本身却遭遇了沉重的甚至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十多年的一段空白，不仅使人才和艺术形成了断层，更重要的是与观众、时尚产生了无法消除的隔阂。拨乱反正以后，戏曲也曾回光返照似的红火过几天，但很快就转入江河日下之势。由于它根本无力去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检验，不过几年便“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中年以下的观众对它是陌生的，而老年观众的支持力度又极其有限，再加上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猛烈冲击，戏曲这些年来逐渐成为依靠官方刻意保护的文物。尽管怀仁堂里的晚会演出十分精彩，精湛的技艺仍然体现了第一流的水平，尽管大型电视综艺晚会上总离不开戏曲的点缀，满台帝王将相的绣金“蟒”“靠”富丽炫目，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戏曲的颓势，场面无论怎样花哨，也只不过是如文物般供人鉴赏和凭吊罢了。
戏曲的萧条也许反映的是无情的历史规律，不过决不能排除人为的原因(如“文革”)，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固然不可阻遏，但没有当日极度摧残的业因，便不至于有今天沉沦至斯的恶果。虽然时至今日，它的娱乐休闲的功能或许已消失殆尽，不过作为多学科的启蒙课本的作用，应该还是存在的。通过戏曲所传递的诸多信息，如历史常识、审美观念、道德导向等，对于文盲人口达两亿、世风日下的现实社会而言，仍然具相当的实用价值。当然，戏曲在这方面有着反映不同社会观念的局限性，而且还有着艺术本身性质带来的特殊性，比如，戏曲中表现的历史不能认定为真实的历史，它是戏中的史，即“戏说”的历史。毛泽东曾经善意地嘲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李医生的历史是从京戏里学来的。”京戏里能学到历史，有什么不好?不过既然是一句调侃，那意思就是说，京戏里是学不到历史的，因为那里面只有对历史的“戏说”。以毛泽东这样精读过二十五史的人来说，“京剧里的历史”当然悖谬可笑之处甚多，但回过头来一想，连李医生这种层次的人尚且是从京戏里学历史，那么文化水平更低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能从京戏里学点历史还算是幸事。
戏曲“戏说”历史，自在情理之中，一方面，作为艺术，它既要追求人物个性的鲜明生动，又要尽量让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换言之，它必须人为地设计矛盾冲突并让这一冲突不断尖锐而达到高潮，既然如此，历史在戏曲中不被“戏说”，其可得乎?不过，这种“戏说”有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举个例子：京剧连台本的《狸猫换太子》里阴狠恶毒的刘娘娘，原型为北宋的章献明肃刘皇太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性警悟，晓书史”，是宋真宗（赵恒）处理内外事务的得力助手。赵恒晚年”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刘皇后“坤”纲独断，成功地粉碎了寇准、周怀政等人的政变阴谋。真宗死后，她垂帘听政十余年，维护了国家大体上的安定、繁荣，贡献实不为小。她既不像吕后那样残忍、褊狭，也没有武则天那么多野心和欲望。佞臣上书劝她“依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还有知制诰(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程琳，给她献上《武后临朝图》，她将这些玩意儿掷之于地，并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宋仁宗赵祯确实不是这位章献刘太后所生，他的生母李宸妃是刘后身边的侍儿。刘后将侍女的孩子据为己有，未免不近人情，但她为抚养、教育、保护并引导仁宗成长耗费了无数精力却是不争的事实。李宸妃交出儿子后，并没有受到像戏里所说的一连串迫害，相反被一再进封为才人、婉仪、顺容等女官。李妃死后，刘后还按皇后的规格为她殓葬——当然，她这样做是出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尊荣和家族安全的考虑(结果证明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招，赵祯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后，果然要为生母“易梓官”，待到看过原殓葬的规格，他对刘后的愤恨之心全然冰释，对刘氏族人也更予优待)，像章献太后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在《狸猫换太子》里被演成那样一副阴狠恶毒的嘴脸，而寡廉鲜耻的政治小丑程琳在戏里不知怎的又变成一位忠肝义胆的宦官，这不简直是颠倒黑白吗?其实，在剧作者那里，这一切都只是艺术创作的需要，是非好坏如何构成尖锐的冲突?就是让好的全好，坏的坏透!最后再通过因果报应去实现自己的道德诉求——千百年来，中国人似乎一直就在奉行这种线性思维的审美原则。
《狸猫换太子》是戏曲“戏说”偏离历史的一个典型。其实，类似的情况还多不胜数。有时相同几个人物展开的故事竟然会形象和情节完全相悖，比如《珧期》和《打金砖》里演绎的汉光武帝刘秀与其臣下的关系就是如此，前者的刘秀器识弘远、襟怀广阔，而后者的刘秀则气量狭窄、阴忮残狠，到底哪一个是历史上的真刘秀呢?其实，哪一个也不是，他们都只是创作者自己道德或政治情绪得到宣泄和满足的对象。如此而已!
因为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影响力，“戏说”历史便成为一种普遍被认同的传统。然而中国人却又是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便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官员和机构，建立史官的初衷，大约是用以制约和规范逐步走向极端的王权，其所记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礼记》中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便很有些咄咄逼人的监督者的味道。然而任何权力都不愿意接受监督，于是写与不写、写真话和写假话的矛盾不可避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便是作为写真话的楷模而一直受到尊崇。皇帝们(即使是最昏庸无赖，甚至凶残横暴的)谁都不愿意在身后留下骂名，而且对自己的子孙无不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能从史鉴中得到教益而垂帝系于不堕。于是，史官尽管讨厌，地位却不断提高，汉时的太史令还只能算是“享受副部级待遇”，而到了唐朝，李世民规定宰相必须分别兼领三项职衔——即昭文馆大学士、国史监修和集贤殿大学士，这样，史官的班头便成了“常务副总理”了。宋代以后，为前朝修史这种制度，代代相因，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谨。由国家机构组织的庞大工作班子编修的各种史籍，不仅成为政治理念和统治经验传承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构成整个社会教育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这一教育背景下成长，何以他们竟没有对历史遭到“戏说”的情况提出责难和诘问呢?这只能说明他们对这种现象早已达到一种宽厚而明智的共识：雅、俗文化两条腿走路；“戏说”之类，作为俗文化所传达的信息，除了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遣，顺便还可以起到讽恶劝善的作用。这不就足够了吗?
面对戏曲暗淡的市场前景，谁也不会把回报无望的资金不断地投入这项衰老的夕阳产业，不过俗文化“戏说”历史的传统已经由电视继承下来，这一嫁接的结果是一大批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有些人对此现象不以为然，不断地拿乾隆、雍正、刘罗锅、还珠格格到历史中去“对号”，对历史遭到“戏说”大表义愤，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电视的作者和观众只是在“戏说”中宣泄和满足自己当下的情绪。这些炮制出来的传奇或许多数只能视为糟粕，但那绝不是由于它们“戏说”了历史的缘故。无怪乎有人批评国人缺乏幽默感，因为西方人有时也爱戏说历史，大仲马、司各特都是个中高手，但从来没听说过谁要核对《三剑客》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历史真实性，更没有人为“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大主教被丑化”这类问题而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份明智不值得参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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