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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
作者：王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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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事，1944年春夏，国立师范学院迁至湖南溆浦，储安平随往，十月开学复课。储安平何时离开国立师范学院，还没有找到文献记载。据黄孝旸、戴孟文的回忆（《国师在溆浦》，《上海师大报》2002年10月22日）：“国师协助溆浦县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形势宣传教育，敦请了国师著名教师，如储安平（常住县民教馆）、皮名举、周邦式、石任求等多人为县民教馆开设讲座。”下文谓储安平1946年初尚在溆浦参加国民教育师资进修讲习会，似乎不确——储安平1945年秋在重庆创办《客观》杂志。
《爱国之战》、《行重于言》、《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这三篇文章未尝为学人道及，而于研究储安平以及现代政治不无裨益，值得绍介。
《爱国之战》首先历数百年来中国的屈辱：“这一百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里是供人宰割不图自强的一个积弱之国。在外交上，这百年间，我们割香港，丢琉球，让越南，丧缅甸，弃朝鲜，失台湾，失土之广，丧权之多，以及辱国丑事之百出，不仅欧美绝无，抑亦国史罕见。”外交如此，内政又如何？“自乾隆以降，朝政日非，祸变迭起，南京条约刺激虽大，我们的统治阶级实未尝真能觉悟。直至英法联军之后，乃有曾、李的革新自强，康、梁的变法维新，但他们都未能获致预期的效果。清室覆亡，民国肇生，面目虽变，原料未换，前二十年间，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以致民不聊生，国命日蹙，而终有九·一八之变。”储安平断言:“九·一八之变是这一百年来我们外不能追随世界大势，接受西洋文化，内不能刷新政法经济，登国家于富强的一大结局。这一大变局在中国现代史上实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既然抗战已经发生，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文章在列举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意大利、德国等国都是通过战争“由散漫走向统一，由衰弱变成富强”之后，得出结论：“外患常促成国家的团结，对外抗战凝炼了全国人民的体力和智慧，燃烧起他们最高的卫国的情绪和心灵。”储安平强调民族主义是抵抗侵略的关键。他引法国历史为证后，笔锋直入——“自从海禁大开东西接触以后，社会文化起了彻底的变动，西洋式的民族主义的思潮，逐渐灌输入中国。这种受西洋文化影响的新的民族思想，因外患的迭来愈益深入……今日中国人民正以同样的爱国心驱逐我们的敌人，我们已将我们的血肉，智慧与灵魂，砌成了一条新的长城。”
针对“今日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阶段之中”这一时局，《行重于言》开篇即云：“在并世各国中，我私心最景仰英国和德国。”因为“英德两国国民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行’字”。在对比了英人法人不同性格并列举英人种种行为之后，储安平赞美“英人所特有的合作本能、组织本能、自治本能，再加上重视实践的天性……使大家真能鼓起劲来出心出力地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他还用事实说明了“天下事全在人为”：“英国这一大帝国，版图这么大，年代这么久，在全世界惊涛骇浪中，屹然不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践’，就是‘干’。”同时他也佩服苏联：“那一片冰雪的北极，人迹不到，生物难存……然而在那北极之上终于插上了苏联的国旗。苏联的飞行员也终于从莫斯科横跨北极而飞抵了旧金山。这是人的能力，这是‘为’的结果。”储安平最后强调：
这种“行”的精神我觉得今日中国应充分提倡。今日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阶段之中，在这艰辛建国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我们自应加以反省。过去我们太爱空论，太不爱实干，太重于言，太不重于行，所以社会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嘲言。我们认为一切不能实行或不去实行的空谈，对国家社会，都无裨实益。我们要寡言，要尽量的减去浮华之气，要变得着实，要重视“行”，无论何事必须实际去做，方生力量，方有效果，不实行，只谈论，那是时间的浪费，精力的浪费，智慧的浪费——总结起来还是国家的浪费……战争本身原有推陈出新的功用，我们希望中国在抗战中能洗炼出一个新的国家来。这一个新中国的新精神之一，就是“实践”，就是重“行”。
《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很肯定地把这次苏联修改宪法的作用定性为“是外交的而不是内政的”，并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外交作用。首先储安平认为“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将外交权畀予苏维埃十六个邦的每一邦，使之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缔结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增加发言权。他在预测了“战后的世界将由美英苏中四强领导”，而“欧洲部分，或将听命于英苏美三强的决定”后，分析了苏联出台这一法案的背景：“苏联的处境是比较孤立的。”战后的欧洲，如果“采三强决定的方式，英美两国的观点比较接近；如果采多数表决的方式，法比荷挪波捷等国的态度，必定比较倾向英美”。因此“苏联才未雨绸缪”，在将来的和会上，为自己争取“更多发言的机会”。苏联的这项修宪案在战后和会上能否发挥作用，储安平对此也有预测：“各加盟共和国家能否因此即可参加和会，尚须视时势的转移为断。不过‘政治’是很抽象而富于弹性的，一切全凭实力为转移。”第二，关于“规定各邦可以建立军队”，作者认为“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一定跟着发生裁军的呼声”，“世界的和平是必须维持的，这是大势所趋，无人敢公然冒犯”。但是，“苏联的土地是这样广大，国防线是这样绵长”，所以“他们更不愿放松自己国防的警戒”。而英美“坚持着他们对于裁军问题的若干原则的限度”，“由于历史的及利害的原因，英美观点当然更加接近，苏联在这种处境下，必须采取对策”。接着储安平评价了斯大林在修宪中的作用：“史达林委员长是当代第一流深谋远虑的一个政治家，此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可以建立军队，其结果，使苏联的军事单位本来只有一个的，现在变成十六个。将来实行裁军时，无论将苏联海陆空军限制到什么程度，苏联至少有十六个有独立建军的单位；这十六个裁军以后的军事单位，其军力总数，将较裁军以后有如修宪以前的苏联一个军事单位的军力为大，当无疑问。”那么，给予各邦外交权与建军权，是否会造成苏联的分裂呢？储安平剖析道：“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外交权和和战权是两件事，建军权和和战权也是两件事，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各邦获有外交权与建军权，但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和战，电讯简章并无提及。我们若以常理推测，大概各邦不会有和战权的。进一步言之，和战必须颁布和战法令，既须经过法令的程序，而宪法规定各邦的法令若和苏联的法令抵触者无效，则在意决上，苏联仍有充分力量控制各邦的军事行动。这是就法理而言，若就事实言之，苏联的政治的运用和英美一些民主国家不同，苏联的政治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指挥的，苏联各邦的政治发动中枢与苏联中央的政治发动中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苏联不致因各邦有外交权即建军权而与中央发生分离的现象的。”文章最后更是点破了这次苏联修改宪法的根本目的：
要知苏联对于世界的霸权，素非毫无兴趣者，不过今昔环境不同，所采的方式也不同罢了。现在苏联既将积极参加国际间的各种竞争，他自须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俾助其外交上的运用。苏联对于战后之欧洲，抱负究为如何，我们尚难具体论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苏联必有苏联独特的计划，我们都知道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东南欧、巴尔干等地带，是非常有“兴趣”的；而大斯拉夫主义，也并不能说完全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最近苏波纠纷，苏联根本不承认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其间尤饶意味。这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有外交权和建军权，使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可以成为一个半独立或近于独立的国家，对于一般尚未加入苏联而又相当倾向苏联或依赖苏联的小国或政治单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宣传，这一宪法的改变，将来能发生多大作用，固尚有时事实表现，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宪法上的改变，其间所含的意味是很深长的。
此文可谓识卓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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