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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满汀洲人未归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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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臣子者在皇帝面前如此近乎嚣张的表现，实属难得一见，无怪乎赵光义要赞叹自己身边有了一个魏征，不过这种激赏后面其实也隐藏着一种警示——皇帝总会有受不了的时候。果然，两年以后，淳化四年（993）10月，赵光义终于发脾气了。
寇准和知枢密院事张逊关系紧张，好些次当着皇帝的面争执。一天，寇准碰见一个狂汉迎着马头呼万岁，不置一词，一笑而过。张逊视为大不敬之罪，指使朋友判左金吾（管理首都治安的官员）王宾到皇帝面前揭发这件事。当庭对质时，双方争吵起来，“互斥其短”，“辞色颇厉”，朝廷大员在君前对骂，当然是影响极坏，赵光义不能不生气，当即决定把张逊谪贬外地，寇准也罢本官为知青州事。赵光义下放寇准多少有点不得已，心里老惦记他，时不时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朝廷里没有多少为寇准说好话的人，开始回复皇帝的话是：“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做官，他不会受苦的。”后来看出皇帝还是想召用寇准，就回话说：“陛下老是惦念寇准，听说他天天纵酒行乐，不知道是不是也惦念着陛下？”赵光义听了这话默然不语。
第二年，赵光义把寇准调回中央，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还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可说是寄予了厚望。但是，寇准能干是不错，性格上的毛病却很难改，在中书省干了两年（还差一个月），与同僚冯振等关系紧张，并且当庭向皇帝抗辩，不听制止，皇帝不高兴了，“因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
寇准这次下放一年多以后，赵光义死了，儿子赵恒（真宗）即位。由于宰相吕端当机立断粉碎了太监王继恩的政变阴谋，赵恒才得以顺利登基，此时的吕端自然享受无上的尊荣。他有心帮扶寇准，先给他恢复了一个工部侍郎待遇，但寇准是个有争议的人，人缘也不好，随后的几年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流转，直到咸平五年（1102）才出现转机。先是权知开封府（首都代理市长），第二年，升任三司使。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衙门，真宗设三司使统管这三大衙门，这个主管国家经济事务的最高职务与参知政事平级。在三司使任上时间不长，寇准却干得颇有声色。国之能吏，“人才难得”，赵恒作出了拔擢他为宰相的决定。但是寇准的“好刚使气”却又令他不能不有所顾虑，想来想去，心生一计，把参知政事毕士安和寇准同时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而毕士安的衔头是昭文馆大学士，寇准却是集贤殿大学士，于是依例寇的排名在毕之下。这种安排当然不会有理想的结果，毕士安自己就说：“准兼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还没开始，就怯对方三分，此后的事，便可想而知，政府（中书省）的事基本寇准一人说了算。
这一任宰相干的时间虽然不过一年半，但却成就了寇准一生最大的功业，为他赢得了一生最高的声望。１００４年秋冬之间，辽人入侵，形势危殆，寇准作为抵抗派的旗帜，促使皇帝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续资治通鉴》有一段文字记述颇为精炼：
时辽师深入，急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因请幸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有难色，欲还内，准曰：“陛下一入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
短短百余字，把寇准的胆识和自信、真宗和大臣们的懦怯和被动，都刻画得很到位。车驾北行途中，参知政事王钦若（金陵人）劝皇帝南幸金陵，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四川人）劝皇帝西幸蜀地，皇帝犹豫，问寇准，寇准假装不知道谁是献策者，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车驾亲征，敌当自遁，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邪？”又说：“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邪？”这番话犀利而又准确，既能激励斗志，又能发人深省。皇帝中止了动摇，王钦若等则滋生了仇怨。
当时，州是最前线。这是一座横跨在河上的城池，北城则是前线的前线。真宗的车驾驻跸在南城，一些文官大臣不断主张后退，以保安全，而寇准和部分求战心切的将领硬是把真宗簇拥到了北城，而且让皇帝登上了北门的城楼。这一招对鼓舞士气确实有效，顿时阵地上一片欢呼，辽兵在前一天正经受了主帅达揽遭伏击中箭身亡的打击，此时更被宋军的高昂士气所压倒，被迫提出和谈的建议。赵恒自然是巴不得马上就议和，派曹利用做代表前往辽营，交代给他的谈判底线是：除了领土问题不能谈，财物需索，尺度可以放宽，虽百万亦可。寇准接着却布置了不同的任务指标，他对曹利用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后来，曹利用果然达成了岁赐币三十万的协议，赵恒听了汇报，大喜过望，故王师“凯旋”，“利用被赏特厚”。
渊之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自那以后宋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上规模的战争，直到一百年后，北宋为配合金对辽的战争才发兵进攻辽国。两国间百年的和平相处，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受益匪浅，这不能不归功于寇准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一时，寇准在朝野的声望达到了人臣的极点，当然也不免于同僚的嫉妒、中伤和构陷。早就心存怨恨的王钦若在皇帝面前的挑拨，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杀伤力。有关史书对此都有记载，以《续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最为传神：
帝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乐。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本就胆小的赵恒，想起州的战事，至今还后怕，经王钦若这一说，觉得寇准当时确实把自己当成了赌注，为了彪炳本人的功业，竟不顾君王生命的安危，其心可诛。从此，他对寇准冷淡下来了。而寇准却自恃有功，在中书省，“一言堂”的工作作风更胜昔日，特别在用人问题上总喜欢独断独行，而且思路每每与别人相左。１００５年，十四岁的晏殊中了进士，同科的还有一位十二岁的姜益，两位神童在殿试时都深得皇帝叹赏。晏殊则尤其为皇帝喜爱，然而寇准看法不同，主张先取录姜益，理由是晏殊是“江左人”（晏殊原籍江西临川），而姜益是河北大名人。也许因为寇准自己是陕西渭南人，对南方人抱有畛域之见，但观念实在荒唐，受到赵恒的批驳：“朝廷取士，惟才是举，四海一家，岂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僻陋而弃置邪！”由于皇上不待见，各方面反映又大，第二年春天，寇准被罢去相位，降为部级待遇（刑部尚书衔），贬往陕州去做州官。这时离他正式任命为首相（毕士安去职）才刚满一年，下来得何其快也！
这次下到地方，并没有让他作风上有多少收敛，相反，恃“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倒也没有什么过失。大中祥符二年（1009）调任知天雄军（今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辽使回国（1015年四月），从此经过，知道寇准失意，调侃他说：“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寇准答道：“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耳。”虽然是吹牛，但不在外人面前服输示弱，倒也不失政治家风度。次年辽使过境，他又讲排场，赠送钱物，忘了一个地方官的本分。这回皇帝不高兴了，下诏申斥寇准不该“擅有给赐”，有余钱应该缴国库。在天雄军任上干了五年，１０１４年由宰相王旦提名，才重新回到中央，担任枢密使、同平章事。这个任命，真宗本来是不同意的，认为他的性格不宜于担任中枢大臣，但王旦坚持推荐，觉得只有寇准能为久病的自己分劳。结果呢，这回也只干了九个月，因与三司使林特关系紧张等原因，寇准自己请辞，赵恒就坡下驴，同意本人所请，改任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