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否定儒家道德之后
作者：蔡永胜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儒家对“文”的崇尚使中国人普遍地敬重读书人，在过去的乡村，村里最有威望的除了乡绅就是私塾的先生。可是，为什么一群工人、军人却可以对作为文化人的女教师随意凌辱殴打呢？因为有人认为，优越地位的不是文人或知识分子，而是没有财产的贫穷阶级，也就是没有文化的阶级。没有文化，所以天生高尚，所以具有随意打人甚至剥夺人生命的权柄，我们大家看，这种崇拜蒙昧的世界观绝对不是儒家的世界观。历史学家翦伯赞与他妻子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给出路”的方式是让他诬陷别人，但煎伯赞心灵中还有儒家的道德良知，他不像那些小青年一样极容易被蒙昧主义蛊惑，耳闻自己的同事遭毒打之声，眼见斯文扫地，作为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的翦伯赞除了死之外，已经没有任何解脱方式了，在死亡还是诬陷别人的两难中，他选择了死亡。他的死的确给予施暴者以震动，因为在施暴者眼里，“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是没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儒家是有阳刚精神的，不仅翦伯赞的以死抗争，而且梁漱溟、吴宓的抗争，都体现了儒家的阳刚精神。
第三个案例是张志新（以下关于张志新的引文均来自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有新秘密》，载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传统儒家尽力引导人性的善，而避免恶。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一个人快死了，他说的话就很少是虚伪的了。如果一个人临死喊冤，可能就是真的冤枉了，行刑的法官就要呈报当局重新审理。这里有心理学的问题，一个杀人犯一般没有临死喊冤的勇气，而只有真蒙冤者才有勇气。张志新是因言被杀的，为了防止她死前呼喊，她被割断了喉管。
我们知道，明代伟大艺术家徐渭因杀妻而入狱，他的牢狱生活尽管辛苦，但还有朋友们随时可以去看望，而徐渭则可以每天画画写字（当然这需要有钱的朋友的贿赂）。可是在监狱里的张志新却无论如何讨不回自己的钢笔了，她只好用木棍写下自己的抗议：“１． 你们为什么不把钢笔退还给我……；2． 你们的哨兵可以无故辱骂女政治犯；3． 用带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4． 一所之长竟用拖压的方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的手纸，进行生活上的刁难。”〔2〕
我们都知道女人在绝经前每月都来一次月经，可是张志新却不能得到必要的手纸，现代人的问题是——监狱所长内心难道就没有一点人性吗？实际上，这样发问可能漠视那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扭曲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把监狱所长，而是把所有中国人自幼获得的一点伦理道德要全部消灭的，那种对——如果我不对反革命分子表示残酷我就可能也被投进监狱——的恐惧，使所长不能有对阶级敌人的丝毫怜悯心。“仁”是中国的人道主义，仁的道德要求是普世性的，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则认为，没有普遍的仁和道德，一切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随着阶级论对人类道德普遍性的批判，阶级感情的爱憎分明一旦成为新的时尚，就使得一些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极端地不道德。张志新为什么受到非人的迫害？只因为她对于个人崇拜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的党和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一手遮天的毛远心听到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张志新的话语在当时有很了不起的意义。现代法律体系都是根据行为判定是否犯罪，为什么那时根据言论可置人死罪呢？而我们如果思考张志新在监狱里的情景，不得不反思，人类的恶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张志新在临刑前被关进“小号”，已经被逼疯了，她用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当狱警上报张志新的精神失常，上级的批示是：“她是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指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被杀。
“用窝头沾着月经血吃”，什么力量使中国产生这样的景象；以割喉的方式剥夺人死亡前呼喊的权力，也是极为残忍的。中国近代史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太需要反思了。而更令人无言的是，张志新的两个女儿与母亲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她们拒绝认领母亲的尸体，因为这两个姐妹在“死囚家属学习班”后提高了思想认识，张志新的大女儿、已经十八岁的曾林林说：“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我的母亲，已经是我的敌人了。”当学习班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问林林和彤彤（张志新的小女儿）：“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她们俩回答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有一个悲剧叫《安提戈涅》，安提戈涅为了安葬她的哥哥吕涅克斯不惜自己被杀。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儿在“高尚情感”的激励下不仅对母亲没有了爱，竟然厌弃认领她的尸体，这里惊人的寓意似乎也只有用戏剧表达才更合适。“阶级觉悟”之把人变得极为冷血而残酷还有更深的内涵：如果孩子们不是以虚拟天真的阶级感情掩盖世故的避祸心理，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和内心的悲愤，她们可能被另行处理，甚至可被视作同案犯，“非人”的内涵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以任何语言来分析这种现象都显得苍白，不过我还是无奈地设想，如果林林和彤彤有读经书的先生做她们的老师，她们大概不会这样，这种“觉悟”只有在丧失了儒家文明的现代才会出现，这不禁使人油生感慨，内心中若没有根基于“天”的道德，人就比禽兽还显得更恶些。
当我们逐渐治愈了中国人遭受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恢复“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我们中国人之为人的根基，否定这个根基就容易产生法西斯，我们要让孩子们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李密的《陈情表》，读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告诉孩子们，母亲要像母亲，女儿要像女儿，只有低等的动物不认自己的母亲，人之为人应孝顺。而且，假如鲁迅先生健在，我必定要和他辩论一番的。
注释：
〔１〕〔2〕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219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