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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一）

作者：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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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现伦由于收入不多，常逛旧书摊，其中就有米亭子旧书摊。“我昨天去到米亭子去问那些旧书店里，只有那一部《中国医学词典》，其价值要一万二千元，上下册，有八成新”（1945年3月9日）。“一个人没有事，在米亭子书摊上转玩，其意是想购一部残书，看了好几个旧摊子都没有采购到。残书本很多，不适用多，鬼打架的小说就多得很，那是适宜于低级看书人的”。这说明何现伦虽是个一般的职员，但对自己的读书趣味是颇自负的。同时他看到一位中学教师在旧摊子上想将以前用过的教科书卖给摊主，“我看他表面，上面穿了一件稍干净的外长衫，里内的衣服就不可形容。同时有些旧书摊子的老板娘还要讥笑他。我在侧面看到，真同情他，这就是读书人，打滥仗（指生活穷酸、不如意——冉注）”（1947年1月12日）。寇氛刚息，内战方殷，百物腾贵，像这样“打滥仗”的读书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书店里去看看，这些看白书的人，特别的多，好像每家书店里都拥挤得很……这些看书的，是不买书的”，但“他们并不是起心要看白书，我想他们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这一批人员，不是一些穷公务人员，便是一些教书匠，他们何以买不起书呢？这都是内战把他们拖穷了！”（1947年1月29日）
　　不只是“内战把他们拖穷了”，就是何现伦这种薪金比普通公务员和教师高许多的名企职工，也因物价飞涨，只有到书店白看揩油书了。“在各书店里，东顾西顾地看了一阵揩油书，各书所订之价很高，购买力很薄，所以如像我看揩油书的也不少”。“最近出版的新书，很不少，许多值得看，可是，只有对它叹息！它的定价高了吗？并不高，像这样的物价，很合宜它的价值。只怪经济崩溃的前夕，物价稳不住……而书店里所购买书的，又大多是公教人员，因此每个书店里，只看到看揩油书的”（1947年9月21日）当然何现伦毕竟比许多人的收入稍好一些，并不只看“揩油书”。“我的打算，每天只要没有事，就多多地看一点书和报纸关于新的智识，是宜应该多懂得一点。因此我每个月的预算，不管怎样紧火（意谓紧张——冉注），都得抽出五万元来作为购书及杂志报章这一类的东西，等于在零食上少吃一点就在其中去了”，“……本来五万元，也买不到一个所以然的东西，除付了报费三万外，其余只剩二万元，现在书本非常的贵……起码一本书都要值几千元”（1947年9月15日）。这样的价格在非常时期，的确只能让人望书兴叹。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在中国新闻言论史上的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在彼时也是极受读者欢迎的。何现伦写道：“《观察》这个杂志，我非常兴（欣）赏它，因为它的言论很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实在直爽，敢说敢写，这才是掘（促）成民主的现实，真是人民的喉舌。它的执笔者，都是知名的学者与社会名流、大学教授，主编是复旦大学教授储安平先生，他的言论更爽直，开口大骂，恰恰说到现政府的痛处！这一本每期不到七八页（原文如此，疑有误——冉注）的小册子，现在都四千多元一本，真吓人！”（1947年9月15日）尽管《观察》杂志也很昂贵，但何现伦对它的热爱未有丝毫稍减。有时宿舍停电，他还要照起蜡烛看一看它，才再睡觉。“静静地躺在床上，手拿《观察》三卷第八期，看一篇‘西安一片漆黑’，不禁使（我）想到，这些人真的不讲理乱干起来了，实在不成一个世界了。他们这些人民，手无寸铁，都是真心真意的为着一群可怜的国人，无天日可见，所以才站起来说两句话，然而都不允许，给他们致命的打击，未免太狠毒了”（1947年10月24日）。但好景不长，让何现伦可意的《观察》杂志也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最近也没有看什么书，只是看着一种杂志《观察》，一期一期的正看得非常有劲，乍然在报纸上看到要‘停刊’了，很使我失望，给读者一大损失！不免惹起我内心的抗议，出版的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还天天在高唱‘宪政’，我看快到了，寿命快终了。”（1947年11月14日）何现伦的愤怒是有理由的，预言也是准确的，但这个“寿命快终了”的政权后，是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他和他的同胞们，哪怕他再怎么大胆的想象和“观察”，或许此时尚不能看个明白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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