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从“飞行器”谈起的“科学”
作者：冯 鸽
字体： 【大 中 小】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本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10〕
这种认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念和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泥古守旧的思想和种种传统教义，“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1〕。生物进化的原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理所当然地弱肉强食。原本是多种科学知识学说之一的西方进化论经严复移译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情形下，因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契合了中国人救国自强、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趋势而被中国思想界迅速广泛地接受，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奋发图强的思想理论工具。
自此，进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乃至知识分子形成了进化论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文学发展等种种都以进化论来观察，诸如“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12〕，“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13〕的论述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形成进化的线性时间观念，相信事物以直线方式朝着单一自明的目标结果前进，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高级、更好、更有价值，新比旧好。
如此看来，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上西方。与“速度”紧密相连的是“飞行”，因为“飞行”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位移方式，于是大量具有神奇速度的飞行器出现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就不难理解。同时，乘着气球、飞车之类的飞行器，我们跨越大洋大洲，翱翔于世界各地，甚至登月，移民于外星球，视野境界由中国开阔到宇宙，暗示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中的空间位置和政治地位，传统的地理观念和时间感觉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飞行器”意象赋予了小说一种现代性时空观念和内涵。《新野叟曝言》中那艘飞舰与彗星相撞之后，木星与地球断绝往来，音讯杳无，尽管那里有大量的地球移民。各种乌托邦中的居民也都不再想回到过去，甚至不再想留在地球，要奔向月球！
这些小说中以科学知识和机械原理描绘出的“飞行器”和其他各种武器、器具，正是在上个世纪初那样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刚刚浸入中国社会但还没有被充分了解的表现。人们对各种科学技术和由技术生发出来的机器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运用所知有限的科学知识，臆想出种种神奇无比的“飞行器”和各种科技发明，以探求那些浩瀚的未知领域。凡此种种想象，说明了国人渐渐具有了开放的现代意识，有了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探索勇气。
但是，这种想象中所包含的模糊的科学理念，作为反传统的标志或构建新哲学的一部分逐渐被收编进中国传统的思维中。正如汪晖所论：“中国思想家几乎是在对西方科学本身缺少系统学习和训练的情境下讨论‘科学’问题，他们的‘科学’概念是由孔德、赫胥黎、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共同构成的。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逻辑。”〔14〕而且这种单纯的、肤浅的科学认识论不仅没有真正解除中国的社会民族危机，反而加重了人的功利性、物质性追求。尤其到了五四时期，欧战后西方社会所呈现出的思想危机和萧条景象甚至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取代宗教使人失去信仰和自由意志，是战争罪恶产生的根源。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模糊“科学”理念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畸形儿。鲁迅就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15〕可见，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对科学信仰的追求并没有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具有了一定的推动力。
想到这里，初始的惊讶不由得变成了深深的悲哀。“科学救国”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中国传统世界的力量面前显得是那么单薄、苍白、无力。国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还在追随着西方，寻找着未来，科学带给我们生活巨大的便利却没有促使我们大部分人怀疑这个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吞噬，反而使我们更加依赖“科学”。
注释：
〔1〕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三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2〕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3〕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6期。
〔4〕陆士谔：《新中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510页。
〔5〕陆士谔：《新野叟曝言》，改良小说社1909年版，第27～30页。
〔6〕吴趼人：《新石头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章培恒等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沈毅：《中国清代科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8〕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航运交通转变的里程碑，显示人们已共同体认到西方轮船运输的科技优势，及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厚利。1888年，津沽铁路筑成，平稳、快速，盈利佳，主政者感受到铁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筑路之风大开，火车铁道的交通科技经过了长期的误解，终于获得接受。
〔9〕《蔡元培全集》第4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2页。
〔10〕《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严复集》第1册，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1页。
〔1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
〔13〕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4〕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转引自其《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15〕鲁迅：《偶感》，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48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