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本旧书里的精神

作者：王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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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0年入校，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林先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从1963年准备选题，到1969年提交博士论文答辩，经过了六年时间。其间，冒险中的辛酸与寂寞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然而，那种冒险的渴望，却使他们沉浸在了知识的圣域中。林先生被殷先生称为是“小天窗”，每封信都要读上好几遍。“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当我收到你寄的书包，打开时，一阵一阵洋书的香味扑鼻而来。嘿！老弟，这种光景所给予这穷书生的快乐，你是不能想象的到的吧！”而异域求学，寂寞的学习生活中，殷先生的信也成了林先生的至宝。林先生能够“昂然保持原始的自我”，“表现着一种超越环境的气概”，这也可以说是一份重要的精神动力。
　　两位先生在通信中，热切的分享着新的发现和见解，互相印证和切磋。殷海光先生曾惊叹于西方人的认知能力，感慨“应该怎样急起直追才能探到世界学术和思想的高峰！”然而，最终他开辟出了一条“科际整合”的道路。以自己的行动，呼唤建立现代中国的“新史学”。旅途中，林先生既享受过莎士比亚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带来的知识的喜悦，也有徘徊于西方学理研究与中国历史的个人关怀之间的苦恼。然而，正是这种冒险使他提出了“有生机的创造性改革主义”，这一“开天辟地的创论”（殷海光先生语），走出五四并超越了五四。
　　一直以来，通与专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读书人。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究心于此，试图做出自己的圆满解答。尤其是上个世纪，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研究的细密化，两者的关系更成为学人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林毓生先生以自己的体悟和在求学的经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Adventure in freedom[在自由中冒险]固然是一种冒险，但如在过程中随时conscious（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事，也不见得会弄得不知所云，况且任何一个新的discipline（学科）或new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一个学科新的分支）似乎都是由这样的冒险得来的。”
　　知识的探究本身就是一场知性的冒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先生的解读为这一探险之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
　　贵族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也不愿将这个称号妄加于两位先生身上。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涌动。殷先生认为读书是知识贵族的事，林先生宣扬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两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传承，但他们那种对知性神明的信仰是一致的。殷先生说哈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林先生认为这是长期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他的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在殷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另外一种体现。
　　林先生说：“与殷先生接触，无论过从如何紧密，彼此之间总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感。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他欣赏或憎恶一个人，是与他觉得这个人对中国的前途是否已经或可能有所贡献有关。殷先生生活情趣高，道德想象深远，感情真挚而丰富，和他相处自然会感到浓郁的人情味与‘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震撼。不过，这一切皆因志同道合之故，极少有个人‘私’的成分。”他又秉承了传统中国士人精神，保持着“在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作为一位“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是经过了转化的。正如殷海光先生自己所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把尊重‘群己权界’作为基本的原则。我同业师金岳霖先生相处七年，除了谈学问外，从来不谈私事。除非对方提到，彼此没有问过对方的个人问题。”这中间没有知性生活的陶冶，没有对知性神祇的敬奉，是很难做到的。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说，发乎情，止于礼，这庶几可以近之吧。
　　一直以来，我们把希望的眼神放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也沉浸在知识分子制造的幻象内。可有一天，当我们厌倦了知识分子的浮躁与喧嚣，看惯了他们自以为是的傲慢与霸道，无法忍受他们毫无作为的犬儒行为时，我们确实应该适时地选择放手。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大众化时代的来临，注定了这是迟早的结果。知识界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努力，各种自救措施扑面而来。公共知识分子，介入的旁观者，等等，不一而足。但与其沉溺于往日的繁华，流连于记忆中搜寻涅槃的幻影，为何不向前看，寻找新的立足点呢？与其在纠缠于过去时顾此失彼，为何不反求诸己呢？其实，知识本身是自足的，无假外求。
　　
　　（殷海光、林毓生著：《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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