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水仙花的芳香
作者：王士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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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惊无险的喜剧情节，力求突显女性才智锋芒、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在当时表现华人妇女的英文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作者的笔下春香夫人与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鲍西娅简直可以相媲美，她们之间不乏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男扮女装，一个调换新娘，是身份转换的类同。她们皆机智过人，巧妙地将丈夫与众人都蒙在鼓里。她们都天性乐观，散发着青春活力。鲍西娅对新婚丈夫海誓山盟，与春香夫人写给丈夫信中的亲密口吻似乎异曲同工。并且她们都身处新旧时代的更替之际，具有时代先行者的特点，宁为爱情、友谊或者女性权益、婚姻自由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
在另一篇小说《次等女人》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有趣的类同。春香夫人明察暗访，为人排忧解难，最后不仅改变了一位美国妇女的社会偏见，还促成了一对白人青年喜结良缘。只见她时而埋首疾书，时而合扇凝思，时而又举着粉色阳伞在烈日下敲门私访。这又似乎变成了业余神探马普尔小姐的化身。
春香夫人的象征意涵由此得以强化。不错，水仙花努力创造的就是这么一位具综合特质的完美女性，理想化身。她热爱友谊，憎恶偏见，不分种族，无论卑贱。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并无国籍，也不急于得到国籍，个人大于国籍。我将右手伸向西方人，将左手伸向东方人，希望他们不要将中间这条并不重要的纽带彻底破坏掉。”这也许就是春香夫人的真正寓意吧。
与这篇小说不同的是，以探讨异族婚姻为主题的《嫁给中国人的白种女人》及其续篇《她的中国丈夫》却揭示了一场由种族偏见造成的人生悲剧。故事讲述了一个白人女子在遭逢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产生了轻生念头，而被中国人刘康喜（音译）所救，二人因此相识并结合。学者张敬珏认为，这篇小说的灵感是来自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个白人与日本人结婚的新闻事件。而事实上，自“佩奇法案”颁布后，因为中国女性被限制入境，中国男子就不得不开始被迫与异族通婚。当时的华人男女比例是一百比四。在《新的智慧》和《歌女》两篇小说中，便出现过华裔男性与白人妇女通婚的描述。可见这类事件并非绝无仅有。但是仍然可以想像这篇小说的发表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不小的冲击，因为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正面肯定了这种异族婚姻。
刘康喜救下梅妮母女之后，便将她们安置在唐人街的亲友家里。他还好心地安排梅妮在他开的杂货店里做零活，并让她学习中国的刺绣。这样一来解决了母女的生计，二来正对梅妮的心事──她原本就喜欢绣花。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不久便被打破。一天，梅妮的前夫突然闯进了她们的住处，威胁要将孩子带走。他并警告梅妮，如果告到法庭，法官了解到她与一群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判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梅妮认为自己为一个中国商人做工，有劳而获，错在哪里？“天哪，你已沉沦了！”前夫讥讽地说道，“那个满身油腻的小中国佬把你的心夺去了！”梅妮此时平静地回答说：“没错，是大大方方、像个男人样地夺去了我的心。你人高马大，可是你那颗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和他伟大的灵魂相比呢？听到你在背后侮辱他，我才知道我爱他！”小说的开头也正是以这么一句开始的：“为什么我会嫁给刘康喜，一个中国人，首先因为我爱他。”
虽然这种异族通婚在当时已并不算稀奇，但是黄种人与白人结婚在西部几州仍属于违法。十九世纪通行的反异族通婚法禁止有色人种与白人结婚，触犯者会遭受牢狱之灾，可见当时华裔男性腹背受挫、进退两难的窘境。刘爱美（Aimee Liu）创作的同样描写异族婚姻题材的小说《云山》，讲述的就是一对中美新人不得不远走他乡，绕道天高皇帝远的怀俄明州，取得一纸结婚证书的惊险历程。可是大多数的中国男性却没有这么幸运。我在一次加州早期华工实物与图片展上，曾见到这么一组触目惊心的图片：原来是一座座人丁兴旺、熙熙攘攘的城镇，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片颓废凄凉的空城、死城。这是因为当地的单身华工，或者由于年老无嗣，最后客死他乡；或者不甘寂苦，弃城外迁，到东西两岸的大城市落脚，寻求摆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而梅妮就这样地成为了中国的刘太太。水仙花通过梅妮的眼睛，借用她的口吻，作了一次对中国男人的公正评价。首先，梅妮觉得在刘康喜的身上看到了许多美国男人所不具备的美德。他们“比大多数的美国人更有道德感”。这一点从刘康喜不畏社会偏见，搭救并安置一对白人母女来看就是证明。其次是他们的坚韧与耐性。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漂泊不定，遭逢艰辛困苦，中国男人都能默默地承受。他们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不苟言笑，但是在家中却能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梅妮若是疲劳了，他便亲自下厨，为她烹饪可口的菜肴。谁说中国男人不懂得幽默。看到梅妮恢复了体力，竟说他很失望。言下之意，他再无法显示自己的好厨艺了。梅妮担心丈夫会到中国再娶一个姨太太回来──这正是一般白人对中国旧时男人的印象。可是刘却对她说，如果两人真正相爱，怎么还会去另娶姨太呢？尽管丈夫也有他的缺点，如他有时过分讲面子，总要求她在族人面前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颇使梅妮困惑。可是与她的前夫相比，刘带给她的是“幸福、健康与进步”，而她的白人前夫留给她的却是“悲伤、苦涩和狭隘”的记忆。
纵观全书，除了个别人物，如《小咪的礼物》中的富商被水仙花讥讽过以外，其余大多数的华人男性都被作者予以正面的刻画。与此相反，除了春香夫人的白人邻居威尔算是被作者正面肯定之外，其他白人男性角色大多被水仙花予以负面的处理。是正本清源，还是矫枉过正，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然而刘康喜与梅妮的婚姻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不仅是白种人的社会，也不能见容于中国人的社会。小说到了结尾，刘康喜被同族的一颗子弹射进了后脑。这场异族的结合终以悲剧结束。
读完了这本小说集，我一方面为作者挟带十九世纪英语韵味的精彩文笔所着迷，另一方面不禁为其作品所引发的现实意义而深思。一百年以前上演的这一出出种族偏见与歧视的悲喜剧，难道今天已卸下了帷幕了？在时下的“政治正确”的语境下，昔日显性的仇视与排斥已转变为隐性的异己意识。可是它仍旧存在，像空气中的微尘，在我们的四周弥漫。正因为如此，水仙花的作品今日读起来，依然感觉清新如初。这朵洁白晶莹的水仙花仍然散发着扑鼻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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