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寂寞一诗翁
作者：黄 波
字体： 【大 中 小】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如此自负呢？原来，他自认一生中有两次伟大的预见。一是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革命党拟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换得和平与共和国体，柳亚子在报端撰文激烈反对，认为袁氏“断断不能适宜于共和之世界”，“他日易总统为皇帝，倒共和而为专制，一反手间耳”，号召进行”第二次革命”。而宋教仁案发生后，果然引爆了“二次革命”，果然袁世凯复辟称帝了。另一件事是北伐期间，他认定蒋介石已为军阀之续，曾向恽代英建议暗杀蒋介石，恽代英以“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为由拒绝，而后来果然蒋介石发动政变，恽代英命丧蒋手。从此“我谋嗟不用”、“囊底奇谋嗟不用”云云，便经常成为柳亚子的喟叹。
辛亥革命中，南北妥协究竟利大还是弊大，当年即使暗杀蒋介石成功，中国社会有无可能向柳亚子所预期的发展，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但肯定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不过，探究柳亚子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只能说他终究是一诗人，是一才子。首先，柳亚子对现代政治并不熟悉。他少年仰慕卢梭，但卢梭的民权论只是他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一种工具，柳亚子并未能由此入手探得现代政治之堂奥，所以他对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变幻经常会有一些让今人大感诧异的议论，便不奇怪了。武昌起义后他反对南北妥协，理由是“宁使十八省尽成蒿里，毋令世界上成此非驴非马之共和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深入想一下，建立共和国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柳亚子崇敬孙中山，针对时人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并列的观点，他认为“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而孙先生一下手就是三民主义，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一下子解决，华盛顿如何能比孙先生呢？……现世界人物能和孙先生相提并论的，只有列宁”。从“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一语中可以看出，柳亚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是相当隔膜的。柳亚子把莫斯科喻为“世界光明两灯塔”之一，这本来是那一时期世界性左翼思潮涌动的自然反应，而柳亚子的“激进”之处在于，他居然对二战中苏联借机吞并波兰的行动也要大加赞美，说“波兰的灭亡，是不足惜的，谁叫它拒绝苏联的援助呢？不独波兰，那芬兰的反苏政府，又何尝足惜。我是希望苏联能早日把芬兰反苏政府解决，变成人民政府的芬兰，那才是芬兰民族的幸福呢”〔2〕。
柳亚子文学上信仰进步主义，政治上也一脉相承。他早年仇满，后来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胜过单纯仇满的“一民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又被更为激进的思潮所吸引，“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虽然坦承系“道听途说，终在若明若昧之间，研究尚不足”，却并不妨碍他“独拜弥天马克思”，并自称是“列宁私淑弟子”。和他文学上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一样，他在政治上也坚持一元，任何妥协、共存都是他坚决反对的。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柳亚子终其一生真诚的信仰。他不愿做时代的落伍者，从其一生中的多次重大选择和行动中，似乎可以窥出，他是唯恐落后于时代，始终要追赶时代潮流的。也只有读懂这一点，我们才能懂得在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些旁人以为奇怪的言行。
谁都能够看出柳亚子终究是诗人，可是因为南社盟主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党内左派的身份，许多力量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而愿意把柳亚子当作一个政治家，希望借助柳亚子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国民党方面请其参加中央二届五中全会，未必不是着眼于这位老诗翁的人脉，而对“皖南事变”深感愤怒的柳亚子以一句“不愿向小朝廷求活”加以拒绝，结果惹得蒋介石大怒，将其开除党籍。中共方面则很快以吴玉章等人的一封联名电报对柳亚子进行慰问，高度称赞柳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
因为柳亚子对自己的期许，他是不愿意别人仅视其为诗人、文士的，特别是在他为之鼓吹、奋斗的新时代到来的时候。然而正如一本传记作者所分析的：“他认为自己理应担负起更多一些重要的、实际的工作，但现实和他的愿望有较大的距离”〔3〕。
鲁迅曾经说过，呼唤革命的才子一旦真的等到革命，往往会因早先的期望过高而失望甚至沉沦，并举苏俄的叶赛宁为例。尊敬鲁迅的柳亚子不知是否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但他对成为叶赛宁之续却是早有警惕的。1949年，他在给宋云彬的一首诗中宣布：“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他的确是全力准备要跟上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决心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唱出最强的音符。“自由呼吸新天地，要为民萌祝健康”；“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奠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至今我们都仿佛能够感受到一个敏感诗人心灵的跃动。但不久，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透露了另外的消息：
1949年3月24日，“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4〕。
1949年7月15日，致信学生，“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5〕。
1949年7月19日致信友人，“失眠已恢复正常，不过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于顾问了”〔6〕。
诗翁落寞的心境跃然纸上。不过柳亚子的性格毕竟不惯隐忍，终于在给邵力子的一封信中爆发了。1950年11月，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邵力子在讲话中称柳亚子“知文学而不知政治”，柳亚子大怒，书一长函致邵。此文一气呵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矜才使气、不可一世”的“狂奴狂态”毕现，可惜没有收入文集中，当时经人劝阻也并未发出。这一举动耐人寻味，在柳亚子的心目中，所谓“知文学不知政治”云云无疑是昔日朋辈对自己的排挤，焉能不怒？
“故人五十尚童心”——交际圈中的柳亚子
1945年11月，柳亚子在给旧友胡朴安的信中说：“弟为性情中人，尤重情感，有时超过理智，易怒而亦易解，亡友林庚白所谓‘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者，盖谓此也。今虽五十有九，然童心未解，苟以真情感待我，一切容易说话；若以弱者欺我，则唯有挺剑而起耳。”〔7〕这一段话不啻夫子自道，关于柳亚子的性格，也没有比这一番话分析得更为到位的了。
柳亚子的性格特征中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狂，这是众所周知的，老诗翁的使酒骂座往往使一座皆惊；一个是倔，唯其倔，所以好走极端，非头撞南墙不能回头，这在其政治和文艺生涯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一个是真，率性而为，全无机心。
长歌当哭，白眼看天，披寻文献，笔者常常会恍惚以为亚子先生是六朝中人。如果与阮籍、嵇康同时，亚子先生一定会有很多倾心相许不假辞色的至交。可惜他生错了时代，近世以还，中国士人或曰知识分子在各种因素的诱和迫下，越来越乡愿化、市侩气。加之柳亚子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缺陷（如好走极端），所以终柳氏一生，能真正称为柳氏之友者并不多。
说柳亚子没有什么朋友，这似乎太偏离常规了，交游遍天下的柳亚子居然会很少朋友么？这就要看对“朋友”下什么样的定义了。古人是把“朋友”看得极重的，置于“五伦”之中，如果尊重这种原初意义，仅具泛泛之酬酢、有相互利用之关系，不能以肺腑相见、脱略形迹和利害，哪能算是朋友呢？柳亚子交游遍天下是事实，而正因为这一表象过于突出，适衬出其中的悲凉意味。我想柳亚子对此未必完全没有觉察，他的失眠、神经衰弱症非常严重，往往一发作就有数月之久，其间常常意兴索然，懒与人接，即使老友之函也置而不答，按照现代医学，也许可视作心情抑郁之反映。这有些像鲁迅，谁不会说迅翁是在某些交际圈的中心位置呢？可是鲁迅的悲观和孤独又是如此浓重。热闹之中的寂寞，局外人羡其热闹，而寂寞况味，却只有自己独自品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