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皇帝的制度靠不住
作者：风振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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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后世子孙制订了排行用字，子孙取名必须按此命名。后世有穷困的子孙因为没有钱贿赂管取名的宗人府官员，直到成年后还没有名字，有的被恶意取个丑陋的名字；当朝皇帝为防止这些同宗心生异志，对他们的一切行为大加限制，不准考功名，不准参加工作，不准互相串联，不准交结官员，不准离开祖先的封地，等等。他们是一群靠领取朝廷的俸禄（当时成为宗禄）生活的寄生虫，和喂养一群猪狗差不多。由于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这些朱家子孙只好多娶妻妾，多生子女，纵情酒色。按照定制：亲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郡王。亲王每人每岁禄米一万石，郡王每人禄米二千石。郡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镇国将军，禄米一千石。郡王孙封辅国将军，禄米八百石；曾孙封奉国将军，禄米六百石；玄孙封镇国中尉，禄米四百石；五世孙封辅国中尉，禄米三百石；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禄米二百石。这是就男子一支说的。还有女的一支，从公主、郡主、县主到乡君，一落地就有禄米。明朝后期朝廷已经养不起他们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四百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八百五十三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一百五十二万石，宗禄米是三百一十二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八十四点三万石，而宗禄米是一百九十二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除《皇明祖训》外，朱元璋还组织编写了一本《资世通训》，从题目就可以略知它的内容，首为《君道章》，曰勤俭、仁敬之类十有八事。次为《臣道章》，曰忠孝、勿欺、勿蔽之类十有七事。后依次为《民用前章》、《民用后章》、《士用章》、《农用章》、《工用章》、《商用章》、《僧道章》、《愚痴章》、《教子章》、《造言章》、《民祸章》、《民福章》等十二章，皆申诫士庶之意。就是一本全国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需要遵守的《大明国国民守则》。书前有朱元璋亲撰的《御制资世通训序》：现在我统一了国家，日夜不安，为了教化臣民，使他们恢复美好的古风，我指令有关部门撰写了这本书，以示训诫之意。翰林学士撰写的《后序》中说：皇上是天生的圣人，聪明神武，结束乱世归于王道，创下不世基业流传后世，纲纪法度井然有序，皇上圣明无比，政治清明。可还是忧虑全体臣民不能尽职尽责，于是编写了这本书……谆谆教导，目的是每个人都能去除心中的恶念，做一个合格的臣民，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命名为《资世通训》。
明朝的政治极其腐败。嘉靖、隆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糜淫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早在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晚明的社会风气，以蓄养昆曲家班为时尚。男旦也风行一时，并兼营妓业。据说，某当红男旦一夕的侍寝之价，比名歌姬还要高出一倍。这也使同性恋现象在晚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上自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趋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颇解音律，曾买下梨园小厮吴某，亲自指授。主仆二人的关系更接近于同性恋。更有甚者，万历年间，进士冯铨新入翰林，年未弱冠，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竟然被以缪昌期（东林党人，称为诤臣，被阉党所杀，后谥文贞）为首的几个翰林同事在翰林院强奸！！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了北京，朱由检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尊贵的生命。之后的十几年间，什么福王、潞王、唐王、鲁王、桂王等等一个个被留着辫子的满洲人杀死。
祖爷爷朱元璋躺在高大孝陵幽深的地宫中难看地哭了！
不管是《皇明祖训》还是《资世通训》，都贯穿一个主旨，当今圣上朱元璋是大明国最聪明睿智的人，他不仅能创造一个庞大的帝国，还能用遗训这种制度使它绵延万年!
和朱元璋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前辈汉高祖刘邦。刘邦和朱元璋都祖籍沛县，后来的家乡也同属淮河流域，相距不远；身世、秉性相似，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发迹的，都有着流氓气质。高祖十二年（前１９５）春天，刘邦自感去日无多，决定采用订立盟誓的方法，来保证刘氏江山长治久安。于是选定黄道吉日，诏令文武大臣来到太庙祭祀。当着大家的面，命人宰杀了一匹白马，温热的马血倾入酒坛，文武大臣及吕后每人一杯，刘邦率先举杯，庄严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在古代，盟誓是十分庄重和有约束力的。当年，刘邦就去世了。他死后七年，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也在忧惧之中死去，年仅二十四岁。第二年，刘邦的老婆吕后就开始大封诸吕为王侯，封吕台、吕嘉、吕产（后又封为梁王）为吕王，吕禄先被封为武信侯，后又被封为赵王，吕通先被封为东平侯，后又被封为燕王，她的妹妹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庄为东平侯等等。在封姓吕的为王侯的同时，吕后还大杀刘氏诸王。刘邦万万没有想到，连他自己的老婆也靠不住。吕后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同样担心诸吕的安危，就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吕后还告诫吕禄、吕产说：“高帝平定天下后，曾和大臣们立下誓约，说：‘不是刘氏子弟却称王的，天下共同诛讨他。’现在吕家的人被封为王，大臣们心中不平。我如果死了，皇帝年轻，大臣们恐怕要作乱。你们一定要握住兵仅，保卫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不要被人所制服。”布置得如此严密，但在她死后不到一个月，陈平、周勃把诸吕杀了个精光。
精力过人的朱元璋处心积虑设计的一套应该行之有效的办法统统失灵了，等来的是闯王大军和满洲铁骑。为什么结果和期望值相差这么大呢？这也是传统历史学家的困惑。他们只会用“气数已尽”之类模棱两可的鬼话来自我作注。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朱元璋的制度有很多先天的不足。首先，这套制度是予智予雄的朱元璋的一厢情愿。要众人都普遍遵守的制度必须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而朱元璋则是逞一己之智，用诸葛亮锦囊式的诡计来规范后世。其次，这套制度是个封闭的系统，形成之时，也就是僵化之日。作为祖宗之法，没有修订、完善的机制，没有升级程序。其三，制度制定的动机是为一己之私，保朱家江山万万年。对皇帝的要求是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对臣子的要求是忠顺纯孝，甘为奴才，形成一种集权政治。皇帝的贤与不肖、智与愚、健康与羸弱，都直接关系国家的同项指标情况。皇帝精明能干则国力强盛，如永乐；皇帝昏聩庸劣则国力衰弱，如万历。亿万斯民盼来的一国之君是由上帝掷骰子决定的。肥胖症患者（洪熙）、有恋母倾向者（成化）、多动症少年（正德）、道教的痴迷者（嘉靖）、同性恋加吸毒者加贪财狂（万历）、半文盲（泰昌、天启）、木匠爱好者（天启）、怀疑狂（崇祯）相继成为皇帝，统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其四，在人治的专制政体中，制度化就意味着僵化，去制度化就会陷入混乱，不管你设计的制度如何周全，都会出现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的窘境。为了保证皇位的有序、和平更替，规定立嫡以长，使得选择皇帝的余地大大缩小。若立贤，轻者骨肉相残、祸起萧墙，重则爆发内战、国家分裂。其五，制度订得再周密，也约束不住皇帝，因为皇帝是万乘之尊，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朱元璋爷爷可以乾纲独断，制定规矩，孙子重孙子皇帝也可以乾纲独断，不遵守规矩。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明朝的宫中二十四衙门，是“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设立的，是与内阁并行的“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内阁，但皇帝并不承认，两次编纂的《大明会典》不置一词。说来说去，它的前提是皇帝都是英明的。比如，它规定有言设丞相的处死，皇帝自然不会有此提议，就是提议了，谁去执法杀天子？所以，限制的还是大臣。
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们在困局中左冲右突，难以破局，被无情的历史规律击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鉴于周王朝诸侯割据，王室衰微，以致灭亡的教训，不再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可仍然是二世而亡。刘邦建汉，吸取秦始皇的教训，分封子侄为王，分镇四方，拱卫朝廷，等到孙子汉景帝刘启在位时，七国就造起反来了，险些倾覆汉社。晋武帝司马炎篡了魏国，吸取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的教训，大封诸王。他死后，八王作乱，两个皇帝被戎狄所俘，西晋亡了。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建宋，鉴于唐、五代军阀割据，杯酒释兵权，漂漂亮亮地彻底解除几百年来的藩镇问题，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量，带来的却是冗兵冗将，在对外战争中败绩连连，最后亡于外敌入侵。南宋仍承其衣钵，结果是殊途同归。这些开国的帝王们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对前朝的弊政有着深深地体会，也有改革的勇气和实践的行动，可是，不是左，就是右，进退失据，捉襟见肘。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讲到王朝兴亡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他忧虑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说得很好，看得也透。民主确是一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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