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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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界的两大部落，人数的悬殊与力量的强弱，适成反比。我曾引用过波德莱尔的一句话：对一幅画最好的评论，“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挽歌”。这态度，差不多为艺术型批评家部落成员一致遵循。职业批评者正好相反，他们既然只是忙着生产论文而非表达独特的文学见解，那么，让自己的产品符合某种标准化流程，就成了优先考虑的方案。文章是否会因千篇一律而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毫不介意。何况，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是标准化，只要事涉大众产业而非个体创造，标准化就绝非一种缺点。只有创造的世界才追求独一无二，而在职业批评家的生产车间里，只要确保符合某种学术团体操的标准，其最终产品——论文或论著——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版上架了。写一种表达“最深层次的”文学性“焦虑”的论文，原是他们力所不逮的，而为了使作为一种谋生活计的文学批评可以依旧操持下去，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随便投入哪个时髦门派的怀抱，以便借助该流派提供的大量非文学/伪文学的概念零配件，完成论文的组装。
反观艺术家批评部落，他们奉行的永远是这样一句口号：“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不用说，将这句口号的首倡者归在任何一位批评家名下，都会显得鲁莽。布鲁姆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在约翰逊博士、王尔德、伍尔芙、本雅明等人笔下，反复读到类似意见，而威廉·赫兹利特（他同样是该部落的酋长级人物）在《论文学批评》一文里，更曾直接说出了它。而且，我相信布鲁姆读到过它，因为他曾表示：“赫兹利特对我来说似乎是英语批评家中仅次于约翰逊的。”在《西方正典》里，作者也多次对这位前辈的见解表示了“响应”，并赞其为“大批评家中真正的左派”。
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成员虽然性喜各自为战，各领风骚，但一种强烈的同道之谊，也会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取暖。除赫兹利特对约翰逊博士略有微词外，就我所见，该部落成员间的相互赞赏，在我们这个“文人相轻”经常被人引为公理的文学世界里，竟然表现得极为诚挚。出自约翰逊博士或王尔德笔下的智慧格言，几可视为该部落成员间的接头暗号，就像“力比多”、“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职业批评者部落里的通行证一样。当然，赞赏不同于朝拜，艺术型批评家部落里的成员拒绝朝拜任何山头，他们评论某位作者或某篇作品时，永远不会满足于诠释一个主义、论证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颂赞某位前贤，那么，他们宁可向阿里斯托芬进香，也不会向约翰逊博士纳贡。布鲁姆就引用过海涅的话：“有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阿里斯托芬。”众所周知，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经用喜剧方式讥评过当年雅典的大人物，如苏格拉底。他们礼赞阿里斯托芬而不是约翰逊博士，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批评对于我辈，与其说是一项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创造。在他们眼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依附性文体，而是可以与诗歌、散文、小说分庭抗礼的创造性文体。同理，他们决不认为文学批评家是文学世界的二等公民，除非，那家伙属于另一个批评部落。这一点，在二十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法国人让-伊夫·塔迪埃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一书中概括道：“二十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
说来也怪，两大批评部落的成员，志向不同，抱负各异，其一将批评视为立身之本，其一将批评视为晋阶之资，他们原本大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非要视为寇仇，甚至不惜“干掉”对方而后快呢？原来，他们的工作构成了彼此冒犯。他们的同行关系原本貌合神离，脆弱不堪，但却并不妨碍“同行是冤家”的世俗法则从中迅速生成。个中原委，苏珊·桑塔格在名文《反对阐释》里已经做了充分“阐释”。这位不久前去世的大批评家，无疑也是当代艺术型批评家部落的杰出代表。她曾表示，更愿意别人认同自己的小说家身份而不是批评家。在我看来，这份表示除了证明她的艺术型批评家身份，别无意义。因为，人们奉她为“美国知识界的良心”，可不是依据她的小说，恰是依据她的非虚构类文字，尽管不限于文学批评。
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阐释，通常表现为：用各种令作家大感意外的非文学概念，对作品作出种种非文学或反文学的归纳和提升。当他们如此挖掘题外之旨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言外之意恰恰是：作品本身是靠不住的。在阐释的强权下，作品要么是一块糙砺的璞玉，除非被一双职业批评者的辣手刮垢磨光，否则必然不值分文；要么是一间文学危房，除非被职业批评家用种种文化概念对它重新加固、涂刷，否则就会摇摇欲坠。由于天然长着一双反文学的怪眼，职业批评者遂成长为一拨杜撰文化意义的抽象狂人，在他们疯狂的寻找中（原理上类似买椟还珠，操作上好像敲骨吸髓），文学真正的魅力有可能寂然而逝。所以，该部落的当代敌人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题记”里，就引用了王尔德（又是王尔德！）的靓语以正视听：“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那意思就是：文学的魅力就表现在文学之中，它是可见的，这种魅力永远不会栖息在弗洛伊德等人的概念冷柜里。哈姆雷特的性格无需“俄狄浦斯情结”来插手，《红楼梦》的主题也不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照耀。桑塔格说：“那些想从（伯格曼电影里的）坦克意象中获得一种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人，只不过显露出他们对银幕上的东西缺乏反应”而已，换言之，只不过显露出他们的浅薄而已。尽管，在目前怪诞的批评世道里，这类标签化的浅薄，几乎屡试不爽地被错认为标签式的深刻。
针对文学的阐释，到底会引发何等不良后果呢？桑塔格说了很多让我只能俯首称是的妙论，而她的话听在一位职业批评者耳朵里，则会成为最恐怖的棒喝。她说：“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她认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对于热衷于阐释的职业批评者，她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屑，把他们直斥为“庸人”：“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作为艺术型批评家的精神传人，和后来的布鲁姆一样，她同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批评”：“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她深情发布的文学宣言，虽然表达得非常不凡，在我听来，却也更像是该批评部落的一种经久不衰的回响。她热烈地呼吁：“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其实，类似意思早已被她的部落前辈表达殆尽了，比如，赫兹立特早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就写道：“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反映出作品的色彩、明暗、灵魂和肉体。”所以，桑塔格在该文结尾提出的那个美妙倡议——“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与赫兹立特相比，只是表达上更多些柔媚色彩而已。它对我之所以无甚新意，乃是因为我已把它铭之肺腑。
必须承认，“艺术色情学”较之“艺术阐释学”，难度上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两大批评部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借助文学批评来“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不应容忍其中一部分人安然使用难度较低的方式来猎取成功。问题在于，两者的目标根本不同，就像雄鹰与小鸡，虽然都长着一对翅膀，但前者向往广袤的蓝天，后者只是满足于在草丛里找几粒虫子充饥，那对翅膀，不过是一种摆设。艺术阐释学在生成机理上就与艺术无关，它本质上效命于教授工程学。职业批评者部落的成员早已拿定主意，决计通过论文来为自己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只要绕开“艺术色情学”有助于他们更迅捷地抵达那个职位——实情就是如此——他们绝不会犹豫彷徨。何况，以他们相对贫瘠的性情才力，从事“艺术色情学”的探索，路途也过于险峻了。
事实上，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并非两种文学观念上的争执，战争的根源也不在文学内部：不是兄弟阋于墙，而是两军逐于野。那是精神追求与世俗荣耀之间的对抗，是内心光芒与外在头衔的对峙，双方根本没有媾和的余地。这两类批评家，如蒂博代所言，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说准确些，这其实是世俗利益联盟与文学精神同盟间的战争。对职业批评者联盟来说，一个福柯就是一家巨型的学术企业，一个弗洛伊德足以生成一条庞大的教授产业链。对此，艺术型批评家是万万不会认同的，他们对具有天才强力的弗洛伊德、福柯等人说不定也会刮目相看（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给予弗洛伊德堪称崇高的经典地位），但对两位大师手下的文学批评门徒，则一概鄙视。因为，那些独特的创见一旦落在这一众门徒手中，只会沦为生产论文的金属器械，绝不可能升格为瞄准文学的艺术仪器。
由于职业批评者联盟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几乎每一位艺术型批评家的内心都不免生出怯意。所以，尽管他们智慧超群且个个长着一双锐利的批评虎牙，一旦面对这个“旅鼠”（布鲁姆语）般庞大的对手，他们甚至会因为沮丧而丧失斗志。在《西方正典》题为“哀伤的结语”的末尾，作者布鲁姆一改此前的文学角斗士风范，意志骤然消沉，就像一轮急遽坠海的夕阳。“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他感叹道，“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他自称是“一位年迈的浪漫主义者”，并绝望地断言：“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
如果尊重布鲁姆的感叹，我只能说：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虽然永远不会结束，但是，其中理应获胜的一方，目前已呈颓势。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结论。对这场战争，我只有立场，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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