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谋道”与“谋食”

作者：丁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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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或许不知，大学行政系统的运作程序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若再赋予其教授解聘权，那么，不但对教授的主体地位和精神状态、日常生计构成险恶的威胁，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研究机关的性质，导致大学精神、大学灵魂的沦丧。说起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终身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教授在没有后顾之忧、在不必看长官和行政当局脸色的情况下专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进而保证教授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大学所更需要的吗？有必要把一小部分教授“不思进取”看得那么重吗？
　　
　　1948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6月1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宣言上称：“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朱自清的胃病当时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签名前几天，体重减轻到三十八点八公斤。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在贫病交迫中溘然长逝，享年不满五十岁。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阴郁得让人窒息的历史岁月；朱自清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沉重得让人不敢翻动的一页。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真正地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抉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千百年来，有多少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谋食”与“谋道”不能两全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道”，留下了多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佳话！眷顾道德、系念家国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然而在继承这种精神遗产的同时，我们能否小心翼翼地对这些精神遗产提出一些问题？在有些历史关口，“谋道”与“谋食”果真就是先贤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对原则和立场的持守真的就必须以放弃对自身生存权的争取作为代价吗？美国的面粉并没有贴着“帝国主义”的阶级标签，面粉本身并无阶级性，美国的面粉和中国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都能活人——不是吗？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美国当时确有扶日的政策，但把“美援面粉”和“扶日政策”联系起来就显得牵强，说“美援面粉”是“收买灵魂”也并无确据；就算真的是“收买灵魂”吧，为什么就不能“面粉我则吃之，灵魂还是我的”？当然这样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洒脱和文化上的自信。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洒脱和自信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缺少的素质。从1927年到1932年，鲁迅一直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按月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领取薪俸，每月三百元（陈明远先生据购买力估算，三百元相当于今一万一千元左右），这其实也是可以被神经过敏地理解为“收买灵魂”的，但鲁迅照收不误，也没见鲁迅为此出卖过灵魂（鲁迅没有为中央研究院写过一个字，因此在1932年1月被以“绝无成绩”为由取消了这笔薪俸）。
　　巴尔扎克曾经发誓要“赚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铜币”；伏尔泰发达的商业头脑最后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相比之下，受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濡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争取经济权、生存权时总显得太忸怩，太缺少我所说的“精神上的洒脱与文化上的自信”。
　　我知道我的这篇小文已经被我带入了一个我无以胜任的论题，就此打住。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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