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税收“三性”再认识

作者：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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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学中有个“法律责任”的概念，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与道义责任或其他社会责任相比，法律责任的特点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其履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离开了强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这应当是一条适应所有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违宪责任以及国家赔偿责任等。其中的民事责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法有无强制性的问题。民事责任，指由于违反民事法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由民事责任可引出民事制裁。这是由法院所确定并实施的、对民事责任主体给予的强制性惩罚措施。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多数民事责任可以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但也执行惩罚的功能，具有惩罚的内容，如违约金本身就含有惩罚的意思。当然，民事制裁终究与刑事制裁不同，其目的虽然也是预防和制裁违法，但其功能主要在于救济当事人的权利，赔偿或补偿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正因为民法的强制性与刑法等法相比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相对较“弱”，容易让人感觉它不具有强制性，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民法也是“法”，其核心内容仍是规则意识和规则权威。当民法与其他法律内化为国家文化和国民素质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法治基础就形成了。当然，上述对民法强制性的解释未必准确，期待着程强先生及其他学者的进一步指教。
　　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但必须明确，这种权力不能理解为赤裸裸的暴力强迫的属性，还必须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国家运用强制力来强迫人们纳税，必须具有正当与合法的基础。首先，税法来源于《宪法》，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全体纳税人的集体授权，这当然是按照法定程序通过议会表决的形式来进行的；其次，税法来源于国家理性和国家存在的依据。例如，国家征税不得为非，不得横征暴敛，不得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及其他法定的利益，等等，这是税收合法性的前提条件。
　　第三，对税收“固定性”问题，我没有更多要解释的，这也是个“前提条件”的问题。如果税外各种名目的征费本身就是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那么，它们恰恰是不能“固定”的，或者说，是纳税人应当“违反”的。因为把这些的“税收”固定下来，任何人都很容易预见到它的后果是什么。当一个政府的税收行为还不透明的时候，当纳税主要还是公民单方面义务的时候，当纳税人还难以行使政府用税监督权的时候，当税收制度的设置还是政府“自说自话”、自定章程的时候，我反对把那些制度之外的收费“固定”下来的任何企图，反对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甚至反对新增任何税收，不管经济学家们鼓吹得多么天花乱坠，都反对。
　　还需说明一点，据我了解，我国教科书上所阐述的税收“三性”，最初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归纳提出的，在年代上，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那是个不需要确认公民财产权在先原则和不必在法律上明确区分“征收”与“没收”的时代：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职工个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生老病死，完全依附于所在单位。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对个人几乎没有征收，而政府对企业征收什么、征收多少，怎样征收，还有对企业投入多少、如何投入等等，完全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企业和个人完全处于被动“听喝”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政府对企业实行的是利润全额上缴的分配制度，如今天的朝鲜，仍在实行这样的制度。就这种体制而言，“税收三性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制度需要和要求”的说法，应无大错。
　　“税收三性”问题在学术界已争议多年，至今仍无定论，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现在已是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市场社会，政府与企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企业不再依附于政府，个人不再依附于单位，“臣民”逐步转化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社会的公民，并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履行决策和监督的职能。我们对“税收三性”问题的再探讨，其视角只有锁定在这个方向上，才可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才能使我国税收理论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程强先生说：“在当下，更好地解决税收问题的责任仍然在政府，李教授的文章与其说是写给纳税人的，不如说是写给政府的。”诚如先生所言，现实的中国，无论纳税人意识的形成（这不能认为是纳税人自己的事情）还是现代税制的构建，最大的障碍其实都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自己。程强，知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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