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二）

作者：夏侯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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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937年7月30日的日记印证了邦克记述的会晤。他的记录如下：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箫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任此大任。
　　
　　7月31日的日记写道：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的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
　　“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宗武依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史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是:这些智囊团谈的外交路线如何打通？他们要造的“奇迹”是什么？蒋、汪找高谈了些什么内容？这些机密只有胡适和高宗武最清楚，这也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很亲密的程度。
　　以上活动发生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沪战之间最敏感、最重要时期，也是高宗武在外交上大显身手时期。他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可能就是与日本船津辰一郎的交涉。船津辰一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往上海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虽为私人身份，但却携带“停战案”及“国交调整案”的要件，其内容为：华北非武装化；日军兵力恢复事变前状态；废止塘沽协定等。8月9日，高宗武与船津、川樾举行第一次会谈，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大山事件”，无可再谈。
　　可以印证的是，与此同时在东京，日本外交部长广田弘毅对美国大使说：“昨天川樾与高宗武在上海举行会谈，川樾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的‘计划’。高立即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并说：“如果蒋介石答应以此建议作为会谈基础的话，那么战争将会避免。”
　　看来，这可能就是最高当局和胡适等智囊团所说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日本军阀们侵占中国野心的既定政策没有改变，他们挑起淞沪之战蓄谋已久，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也有可能，近卫的“和平交涉”是烟幕弹，麻痹中国的备战。但蒋也做了奋战到底、不妥协的准备，只不过高宗武不了解而已。
　　高宗武未料到，上海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这与蒋对他的布置也不同，所以高很生气。在他给友人郭俊钅禾 的信内揭露了这个事实：“上海战事发生后，蒋在军官学校官邸召集会议，到者何应钦、陈诚、张群、熊希龄、王宠惠、徐谟及弟诸人。席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弟问蒋，上海战事，前方是否奉命而战，或他们自己打起来，这一点一定要查清楚，否则，各自为战，则外交无法应付。蒋不答我的问话，但脸红。散会出来，徐谟对我说：你平日与委员长面对，什么话都可随便谈，今日会上有着这大班人，你竟如此说。”实际上，徐谟并不知道高受命和谈，却又被战事破坏中断，高如何不气恼而问蒋？高宗武叹息道：“弟从政多年，忽而声誉京华，忽而谤满天下，皆非弟不能预知也。1936年，弟奉召赴黄浦见蒋，蒋在江边等弟。时弟正三十岁，当时直感，何以国家如此重大问题降到我身上，实是他们非不能也，实不肯吃亏也。”
　　顺便提及的是，在八月初这段时间，胡适在南京可能经常与高见面。因为高的夫人沈惟瑜在描写她第一次见到胡适时，就是“1937年8月的一个上午”。她记载，当时“我的未婚夫要胡适和他一起来看看我——他的女朋友”。高在介绍胡与其女友见面后，又说：“我再带你看一个更漂亮的女人——沈惟瑜的嫂子”，表明，胡和高的关系在很短时间内即已经发展到从政治上的同路到生活上的亲密。直到9月8日胡适赴美前还与高在一起。他的日记写道：“九月七日，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九月八日，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显然，高宗武、胡适的对日观点已有分歧。
　　由傅斯年的斥骂引我追求了这一段故事，是说明胡适对高宗武的关怀爱护，不是高到了美国才有的，而是早已有之。
　　所以胡适对于傅斯年的痛骂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于高宗武在抗战初期的种种行动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国家危难“和平救国”中相识相知，现在又在抗日阵营中并肩战斗。在华盛顿，他们经常相聚，品酒谈心，追忆往事，研讨时局，愈见亲切，后文笔者还将一一叙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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