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历史学家的浪漫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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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全国性批判胡适思想活动中，雷海宗也如同国内大多数人文学者一样，写了题为《胡适哲学观批判》的文章，内中“独出机杼”，列举实例证明胡适从未学过、也根本不懂何为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只不过是当时在美国大学里十分流行的庸俗进化论罢了。该文章未曾发表，仅在小范围内传阅，颇引起一些“震动”〔11〕。虽是从众行为却也如此认真，雷海宗之“不同于流俗”可见一斑。然而，对于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雷氏的独特之见也渐渐表露出来：他认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征引的资料过于陈旧，根据近数十年来在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发现的新资料，恩格斯此书中每句话都需要重写；他认为，奴隶制只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存在过，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无普遍意义，在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中试图用“部民社会”概念代替奴隶社会。同时，他批评苏联的教育传统和大学制度仍然残留着中世纪大学的印记，未能与时俱进，对当时照搬苏式教育有所抵触；他批评高校的一些领导人学术上纯系外行，不懂得如何办学；他也批评一些青年教师只满足于阅览简易读物，不肯读原典著作，而外文不过关，水平终难提高。他曾流露出对解放后出版的学术著作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在严谨和质量方面逊于早先的专著。这些公开或私下里的意见表达，后来构成了他“思想罪孽”的凿凿证据。
三
雷海宗在1957年的“落难”带有戏剧性。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氏的这一观点显然触及主体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政治高层一定要作出反应，这在当时是符合体制逻辑的，即使不是康生，也会由他人关注此事。有意思的是，天津地方文教主管部门及南开大学相关院系领导也认定雷氏发言属于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保护用意十分明显，与高层旨意相违拗。直到最后时刻，地方不堪压力才转而与中央保持协调，雷海宗遂在劫难逃。此前，或许是有意安排，雷氏在不同场合迭发正面言论，俨然“南开反右第一人”，令局外人颇感迷离诡异，实则雷本人也极力避免“陷进去”，不得不全力“自救”，如今看来亦在情理之中。同年秋季，应是雷海宗一生最为暗淡的日子，他被实行政治隔离，禁止讲课，多数人避之如瘟疫，降职减薪立竿见影，口诛笔伐甚嚣尘上，他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与他朝夕相伴苦度岁月者只有老妻。随后开始的检查自贬无尽无休，直至几乎“体无完肤”方告勉强过关。有一段时间他奉命到保定社会主义学院“洗脑”，好在对高校高知右派并未“赶尽杀绝”，返回南开适逢“大跃进”，许多赶制的“成果”中也包含了他在外文方面施展特长的“贡献”。
1961年的岁尾，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这种形式上的豁免使他立即得到“重用”，据其夫人回忆：“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2〕在此后近一年里，雷先生先后开设了“外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此时，他已患慢性肾炎，周身浮肿，严重贫血，血色素仅有四克，青年助教只得租用一辆三轮车，不断在居所、教室和医院之间穿梭往来。抱病授课的雷海宗一进课堂，便抖擞精神，不改其精彩讲授的风采，与课堂外业已委顿的病者形象判若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当年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俄语，对课上大量的英文专业词汇反应迟钝，无意间辜负了老师的敬业努力。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学生们听过课后还要进行所谓思想“消毒”，以免“有害病菌”侵入。于今看来可笑而过敏，当时做来却是一本正经，含糊不得。这里就呈现一种悖论和吊诡现象：既要用，又要批，用其专长，批其思想，雷海宗不得不游荡在学术能人与“政治贱民”之间，心力交瘁。事实上，在南开内部对保护和使用雷海宗问题上始终存有分歧，有关主政人员被指责为“右倾”，直至“文革”期间仍备受纠缠。无须讳言，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认知程度，多数人坚定认为雷海宗确是右派无疑。所谓“沉冤”、“错划”之类说法不过是消解历史苦难的时代错位话语，属于某种政治智慧。
1962年9月，雷海宗致信一位海外弟子，淡然地谈及自己的近况：“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时间不能从事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已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照？），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13〕此信发出两个月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授课不得不停止，12月25日终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而辞离人世，时年六十岁。据悉，护送遗体前往殡仪馆火化的只有他晚年从学的一位研究生。大约一周之后，经天津市委统战部批准，历史系教师举行了一个小型“祭奠会”（避称追悼会），参加者（含家属）二十余人。
学界有人对雷海宗毕生未能完成一部学术专著而抱憾不已，似乎觉得有负于他的满腹学问。好在后人编纂的雷氏文集已经面世，可略补上述缺憾。据说雷氏写有日记，弥留之前尚汲汲于此，内中可观之处定然不少，可惜历经风吹雨打，存留下来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人们始终对雷先生超强的记忆力惊叹不已，有好事者甚至提出其脑组织将来可供研究。据知情者透露，雷病逝后他的脑子果然捐献给了天津总医院〔14〕。至于医学机构是否进行过研究鉴定，其结果如何恐怕就无从知晓了。
注释：
〔1〕〔3〕〔1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42～43、77页。
〔2〕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9〕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9、152页。
〔5〕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5页。
〔6〕〔7〕雷海宗著、王敦书编：《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5～216、236～242页。
〔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94页。
〔10〕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00～401页。
〔12〕〔1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及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9～120页。
〔14〕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66页页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