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谒明孝陵：萧条异代不同悲
作者：吴润凯
字体： 【大 中 小】
清朝诸帝，尤其是康、乾二帝，犹时时亲谒孝陵，或遣官祭祀。江山易主，秩序重整，清主以无声的举动昭告了这一事实。谒陵在此变为一项政治表述，而且往往不仅止于此，其背后常有更深的意图。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第一次南巡，过南京，于十一月初二日率领文武大臣亲谒孝陵。难得的是，康熙并非以一胜利者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来完成谒陵之举，而是备极礼文，毕恭毕敬。王士禛《池北偶谈》详细记录了康熙谒陵的程序：“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如此的低姿态，自然赢得了江南故臣与百姓的广泛好感。王士禛称：“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张玉书更在《圣驾诣明太祖陵颂》的序文里将此誉为“千古盛德之举”，“于时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圣仁，至于流涕”。
谒陵收得良好的政治效果，这正是康熙所寄望的。此后，康熙历次南巡，除第四次遣大学士马齐代祭之外，均亲自祭谒孝陵。其中，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谒陵，康熙作《过明太祖陵有感》一诗，称朱元璋“拔起英雄草昧间，煌煌大业岂能删”，为此，特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据说，这一次谒陵，在省文武官吏与阖城父老子弟，聚观如堵，都说：“銮舆三幸江南，不独黎元比屋被泽，即山川百神，亦罔不欣悦而加礼，明陵尤属旷典。大圣人行事，真足超轶百代。”〔2〕由此可见，清主虽为谒陵而来，但整个事件的中心已由孝陵转向谒陵人了。这一点与遗民的谒陵形成极大的反差。
乾隆承乃祖遗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期间曾六下江南，六谒孝陵。其谒陵盛况比起乃祖亦丝毫不为逊色。而且，由于其本人雅好诗文，所以留下更多的谒陵祭文和诗作，这对于我们理解乾隆及清代诸帝礼重孝陵的心理动机很有裨益。
诚然，正如康熙谒陵所产生的政治反响一样，清帝礼重孝陵乃至亲自谒陵首先追求的是文化归化与满汉认同。清军入关遭受普遍抵抗，特别是文风阜盛的江南一带的浴血奋战，主要原因并不是基于王朝兴替的动荡，而是源于满族的夷主身份为汉族文化所不容。当清廷明白这一点之后，他们便由最初的杀戮而转向拉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主动接受中原文化，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消除夷夏、满汉的分野，以求在文化上将自己打扮成合法的继承者。康、乾南巡固然有逸乐的一面，但也是进行政治与文化表述的大好时机。明孝陵为此提供了舞台。借谒陵来阐明正统性与合法性是最好不过了，这就有如直系亲属之祭祖。乾隆在谒陵祭文中写道：“殿宇常新，缅胜国开基之烈；松楸勿翦，见我朝列圣之仁。”就此，前朝与我朝的承续便被渲染得尤为顺理成章了。
其次，谒陵之举在赞颂明太祖“治隆唐宋”、“开基定制”，更在表明晚明的腐败无能实是祸国的渊薮。“开基洵是过唐宋，继业无能鉴夏商。形胜不须矜壮丽，惟天佑德慎周防。”清军的入关在此被自我美化为商汤、文王之举，而这两次上古革命的合法性早为士人论定。
就算退一百步来讲，“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因危致允升”。一来帝德天命说古已有之，明朝之亡在天而不在人事；二来崇祯之死乃死于逆贼李自成而非清军，清军入关赶走李自成军，俨然可以明朝的复仇者自居。
应该说，乾隆及其乃祖的谒陵策略与政治言说是成功的。在他们的治下出现了康乾盛世，局面的互动无形中消解了清初遗民的持续影响力。在康雍乾嘉时代，士人谒陵的直观感受大体上已由原来的“异代洒泪”一转而变为明代历史的旁观者了。这时的士人秉承康、乾谒陵的精神，对于孝陵，表现为吊古鉴今的姿态，对于今上，则成为完全的歌德者。
等到道咸以降，清廷孱弱，皇上们再也没有能力与闲心下江南，亲谒孝陵之举在他们看来已经过于粉饰太平了。但是，孝陵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却是有清一代始终不忘加以利用的。在洪杨之乱平息后，曾国荃奉诏于同治三年（1864）九月祭谒明孝陵。这次谒陵的意义却大不同于此前地方官的每岁春秋致祭，而是重在声讨洪杨摧毁文化的罪行。该年七月十一日的上谕对此有明晰的指示：“咸丰三年，贼匪窜陷江宁，曾据向（荣）奏，称明陵享殿被焚。前因逆焰鸱张，未获以时展祀。缅怀前朝陵庙，良用恻然。现在红旌奏捷，攻拔名城，地方已臻底定。而兵燹之余，庙貌倾坏，若非重加缮治，殊不足以肃禋祀而昭优礼，著派曾（国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这是清廷的说辞，却不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洪秀全也是深知孝陵的政治价值，而曾加以拜谒的。因此，洪杨之军断不会如向荣所称焚毁孝陵享殿。真实的情况是，太平军定鼎南京之后，清军即在紫金山设江南大营，两军在此多次展开攻防拉锯战，孝陵一带遂遭严重破坏，所有木构建筑化为灰烬。可见，孝陵的破毁是双方战火所延及，而非洪杨的单方面作为。清廷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将焚陵之罪完全推卸到对方身上，足以看出孝陵对于当时士人思想导向的重要性。因此，曾国荃代表清廷谒陵，充其量只能说明朝廷在与洪杨争夺孝陵符号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三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起义军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亲率文武百官祭谒明孝陵，并发表《祭明太祖陵寝文》一篇。在祭文中，洪秀全自称为朱元璋的“不肖子孙”，以汉族、异族的民族二分法相号召：“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这番类似于清初遗民的沉痛表述，足以煽动汉人的民族情绪。在此言辞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造清廷的反，洪秀全都给自己贴上了光复汉人政权的政治标签。他之收复东南是“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他之定鼎金陵也是“谨依吾皇遗烈”，甚至他之“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也是出于“体吾皇之心，与天下附托之重”的考虑。通过谒陵，洪秀全将自己塑造成朱元璋的后继者，以及汉民族的大救星。
同样地，出于政治目的，清廷官方也在塑造洪秀全及太平军的形象。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他在檄文中仅强调洪秀全“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和变名教、毁庙宇的一面，而故意遗漏洪秀全祭谒孝陵以民族相号召的一面。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宣传策略是以“文化”对抗“民族”。
然而，宣传归宣传，被遗忘与被扭曲的历史却不能就此论定。在太平军的文化政策上，还是何绍基的评说较为允当，他在《金陵杂诗》中说太平军“全荒十大功臣庙，未敢摧夷到孝陵”。
这种功利性谒陵并不因洪杨的失败而告终，事实上，正如王焕镳所言，“清之末造，困于秕政，争言革命，以兴复汉族为号，郁勃轮囷，又有事于谒陵矣”。而洪秀全之谒陵，只是开其端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和清初的士人心态有着极大的相似度，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权，往往诉诸民族情感与夷夏之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等口号层出不穷。有鉴于此，明末清初遗民被策略性赋予“过古革命家”〔3〕的美名，塑造并遵奉他们为反清的第一代志士。愚忠与否在革命党人看来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帮“过古革命家”可以调动二百多年前的民族记忆。当是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记叙刺激着汉民族痛楚贲张的神经。顾炎武们不食清粟、恸哭于明孝陵的身影，在此被定格为革命与反叛的意象。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重借历史资源、祭谒孝陵的举动了。
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华民国立。邱逢甲情绪激动，即行祭谒孝陵。其《谒明孝陵》诗有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