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往哪里去？！

作者：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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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倡这种“克制”，她还为我们讲了一个坏脾气孩子的故事，爸爸让他先是发一次脾气就在篱笆上敲进一颗钉子，而后又让他一天不发脾气就拔出一颗钉子，并用爸爸的话教训孩子说：“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啊。”在这里，于丹先生还是在讲个人的“苛责内心”。类似的话，作家汪曾祺也说过：“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但是，汪曾祺先生说的是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人才的毁灭与对于人心的伤害，并以他那悲天悯人之心，告诫人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死去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孔子可以缄默，但是我们活着的今人却不会全是“安静”、“平静”的哑巴，尤其是在于丹先生“豁然开朗”地解读过“当下的生活”，并要带领我们“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时候。
　　那位在坟边痛哭的泰山妇女，公公、丈夫与儿子都已被虎吃掉，却仍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为深山里没有“苛政”。当孔子为此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叹息时，孔子与他面对的这位泰山妇女，会快乐吗？难道还要让这位妇女“苛责内心”，责怪自己的苟活于世吗？还有那个第一个写下了孔子传记《孔子世家》的司马迁，当他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霸道的汉武帝施以宫刑的时候，快乐的恐怕只会是汉武帝吧？当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让他“苛责内心”，在他那亘古奇冤的侮辱里，再增加一分“苛责”的痛苦吗？
　　老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说，“对孔子的理解，于丹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可以说她展示给观众和读者的只是一个伦理性人物，甚至是一个励志传销员”；“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阐释，于丹基本上浮现在表层，矮化甚至缩小了先哲的思想，读她的东西，感觉就像听轻音乐，轻松愉快，又甜得有点腻味，用网友郭小旦的话说，‘于丹的讲课就是南方的馒头，漂亮，用力一捏，原来是个很小的面团’”；并说“最可笑的是，于丹认为学习孔子的思想，可以提高人生效率，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实用的目的论，把《论语》当成了廉价的欲望工具，与敢于担当要普渡众生的儒家思想南辕北辙”。
　　其实，对于老愚先生的评论，我是不完全赞成的，主要是没有批评到点子上。至于老愚先生以为，“于丹那本如果减掉附录的《论语》原文，只有区区一百一十六页，每页满打满算五百九十八个字，减去十六页空白，实际字数仅有不足六万字”，从而认为是“注水猪肉”（以该书定价二十元论），我也以为不大妥当。因为文章的分量，不是靠字数而是靠质量来支撑的。其实，于丹先生的这“不足六万字”里，又讲了大大小小二十四个故事（包括汤仁荣先生在《孔子说为人》中讲过的老和尚背姑娘的故事和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讲过的豪猪的哲学的故事），又几乎占去了六万字的一半（还不包括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的故事），有人甚至说这是一本“故事会”。但我仍然认为于丹先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牢，才这样一个劲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拓展篇幅、多赚稿费。
　　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存在着两个背离：背离了孔子的历史真实形象，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或曰质疑的立场。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文中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的故事。鲁迅先生说他在北京看到过满街的绵羊，都跟定了这只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看到这样的情形，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快乐的，他说：“我看见这种认真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哪里去？！’”
　　鲁迅先生似乎对于这些个“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的“红运”，很有些不屑，当然更多的是对于“凝着柔顺的眼色，跟定他（指山羊）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的绵羊有些不甘和不忍，于是又重复地喊了一句——
　　“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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