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诗化革命
作者：陈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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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政治需要精神、道德的基础，并不等同于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分类的“多数的政治”。建立在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固然是人类所向往的目标，但十八世纪前，西方思想家却有着对民主制度的惧怕与敌视，在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方式时，他们担忧民主制度可能演化为多数人出于卑劣的动机压榨少数人，没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因为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平民政体可能变成“多数的暴政”。李大钊也有对多数暴政的恐惧，他强调“自由政治”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但他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缺乏对多数政治随意性的省察。梁漱溟认为人群天然有智愚的差异，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不能取决于多数，而是要接受智者的指导，所以，他将民主与人治相调和，提出“多数政治的人治”。在他强调多数人参加政治而不能有表决权的背后，是对多数人掌握自己未来的能力的怀疑。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都有对人类德识的悲观判断，从伏尔泰、洛克到康德，都不相信多数人就能开出人类的未来，钥匙是掌握在有理性的人手里，这也正是他们认为启蒙之所以必要的重要原因。一个滞后民族的整体文化提升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是经历一场暴风雨般的革命洗礼后就能实现的，更何况人类的德识并非是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进步的过程。被颂扬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和精神领袖的卢梭，当他那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的层层面纱被揭开后，我们或许应该对沉湎于激情的乐观主义做出必要的反思，虽然这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为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带来了生存的信心与奋争的勇气。
凤凰在灰烬里重生，革命的洪流洗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愤怒、失望、焦虑、羞辱的多重情感交织，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滋生了浪漫主义。随着革命的启动，“诗化革命”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原来认为是限定革命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从保守角度对革命的种种设防，都在“革命”的赞颂声中变为“反动”，而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一切美好的愿望都能在革命后如期而至。革命者朱谦之说：“因破坏就是更新，就是创造，所以破坏是求进化的重要元素”，认为真善美是不待建设的朱谦之，当然相信革命推翻旧有制度后真善美的自然回归，道理就如同抹去桌面的浮尘一样。张灏曾以幽暗意识来探讨西方民主传统，“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如果这里能借用作为名词的“幽暗意识”的话，诗化革命是消弭了对革命的幽暗省察，而有些恰是来自被视为“反动”的对立面。站在世纪的交界点上时，有很多学者都表达了对中国的人文能否成功地担负起自己的世纪使命的担忧，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被视为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回顾历史，“诗化革命”在抛弃了改良思想的沉重包袱后，却将沉重的问题留给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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