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江南女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作者：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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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
这份文件在中国医学制度史上的意义，可以多方面探讨，最突出的是，在中国医学的性别研究中，它使我们的目光至少准确地延至帝国时期的唐代。
中国历史上特少职业女性，如果有，那就是女医为最具职业特征者。但女医的工作，往往在宫廷的才有合法身份，宫廷女医在历史书写中，偶有机会得以露面，是沾了宫廷政治和人物的光，个别女医的名字，也仅仅成为宫廷历史的一点点缀。至于民间以医为业的女性，人数较宫廷为多，但身份复杂，面目暧昧，她们的技艺很难得到认可，书之历史的可能性则更加微乎其微。
直到明朝，终于端倪初露，十六世纪初期的中国南方，名门女子谈允贤和她的《女医杂言》，出现在太湖地区的无锡县。通过谈允贤的典型例子，我们能够确认，因为上层社会和士绅家庭的需要，女医的医学活动合法进入社会体系，公开的职业女医因此得到一定的鼓励和认可。
当然，谈允贤并非那个时代的异数，在她生活的周边，在整个江南地区更大范围内，那一时期，职业女医亦已呼之欲出。比如一位姓名不明的徐氏，她的丈夫徐孟荣是无锡地方上的文化人，丈夫去世后，徐氏用她世代家传的医术从事这一职业。由于她本人坚贞守节，作为女医，她获得了与个人美德相符的社会声誉。徐氏等一批女医，从男性儒医的传统格局中，划取了一块领地。对她们的来说，女性与儿童将成为她们发挥技艺的对象，她们也靠这些医疗专科，分享男性的医学权力。女性从长期的历史限制中突围，也许医学是唯一可能的取径，对此，新儒学的价值规范表示了它的通融和默认。考虑到明代文化专制对待女性苛刻的贞洁要求，男性医师与女性病人的接触障碍更大，而民间“三婆”亦因她们名声不良威胁到深闺里的安全，可明朝的女人也必定是要怀孕、生育和生病的，怎么办？这个由男女性别隔离造成的现实处境，反而对职业女医提出更多需求，促使职业女医兴起。江南社会较之其他地区，看来要求更为迫切，这里的经济文化在明朝中期极为发达，城市和乡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士绅社会，士绅家庭的女性由于文化教养，于男女大防看得更重，对身份低下的江湖“三婆”防范更严，所以只有那些道德良好、出身世医家庭、受到儒学经典教育的女医，才是她们的首选，被邀请到闺帏，为她们诊疗。遭逢如此社会氛围，职业女医肩负时代和社会重任，应时而起，蔚然成为气象。
谈允贤的祖父谈复本人是医师，他又入赘到本地另一位著名世医黄遇仙的家中，黄的女儿，即谈允贤的祖母，自然也是医术精明的女医。尽管谈允贤出生后，她的父亲谈纲放下医学走上仕途，到南京任职，然而她们家的医学传统却没有丢弃，这使她从小就生活在浓烈的书香药香环境中。受家学影响，更直接来自祖母的亲自教导与授受，谈允贤在诗书之外，很早就开始学习重要的医学经典《难经》和《脉诀》。她的医疗实践，开始于她成为母亲并成功地为自己的孩子治病，在诊断和药方上，她最终获得祖母的认可。但直到严格的祖母去世后，有一次她自己生病长达七个月，梦中得到祖母指示方药，并且要求她行医术以济人。谈允贤依方调治，病好之后，她这才最后确定做一个职业女医的决心。谈允贤在《女医杂言》自叙中，讲了一个有关她自己的传奇故事，目的显然在为她的医学寻找更为强大的道德支持，虽然她有良好的家世和儒学文化背景，但比起来自于天理人道的授权，对她成为职业女医更有至关重要的说服力。当谈允贤担负起“济人”的社会职责时，她就有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理由。如果她的理想是跻身于男性名医行列，那么她更需要说明，所有这些个人目标并非女人大胆妄为的僭越，而是秉承天命，她和男性一样，身负不容置疑的使命感。这样看待谈允贤的故事，并非一定如费侠莉所说，出于巫的传统而争取女性社会地位，而是女医的权力必要正统思想加以正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谈允贤五十岁出版了她的著作时，为这本书写序言的亲友，不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而是从道德角度，强调了一位著名女医的社会和文化荣誉。
在漫长的岁月里，谈允贤终成一代名医，尽管作为职业女医，她在取得医学权力的过程中，遭逢种种曲折和困难，然而她在九十三岁高龄逝世之前，可以说她的业绩和著作，代表了吴中女医的公开成就。她晚年获得的医学声望，不仅对她被罪死亡的儿子和孙子有所帮衬，而且她通过儒医内科和民间外科技术结合，治好众多疑难病患，她的奇妙治法在民众中广为传颂。十六世纪，因为谈允贤，女医亦成为江南杏林的传奇和骄傲。
大量的医学临床实践，不一定全被记录在案，《女医杂言》三十一例病案，可能仅是谈允贤写下的很少一部分心得。其中主要为女性慢性病的诊断和治疗，她的医疗风格，体现了女性细腻平和的特点。我这里主要不是指她怎样把古方、局方与当代名医名方结合起来，得其折中之法，而是说谈允贤对她所医治的女性对象的认知，是建立在亲密接触上的平等对话，是对她们情感和生活的仔细观察，是来自于女性对女性身体的同情，所有这一切内化为谈允贤的医学思想，最后反映到她的技术方法之中，形成她的风格。在谈允贤这里，作为医学对象的女性的身体和性别，得到更为亲切的医学认识，她们受社会压制的声音也得到放大和彰明。《女医杂言》中有则医案颇见意味：“一妇人，年三十二岁，其夫为牙行，夫故商人，以财为欺，妇性素躁，因与大闹，当即吐血二碗，后兼咳嗽，三年不止，服药无效。其先有止血凉血，次用理气煎药，再用补虚丸药。四生丸（出良方），去生荷叶，用生地黄、扁柏叶，加黄连、山栀仁、杏仁、贝母各二两。”
四生丸，出于薛己《校注妇人良方》，方歌云：四生丸中三般叶，侧柏艾叶荷叶兼，生地合用为丸服，血热吐衂效可验。妻子吐血而得血虚症，但起因却是“以财为欺”的商人丈夫激怒了她，愤郁之下，情志不遂。所以需理气补虚，方为对症。
城市商人家庭中，女子受财力之欺，其身体和情感欲望遭致伤害，这是最好的关于明代女性日常处境的一种医学解说。这些城市商业阶层的普通女性，本无可能被历史记录，而谈允贤通过她与女性对象的对话，通过医学给予她的书写权力，得到关注和表达。从女性文化史的意义上，谈允贤终归不能轻易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