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七十年风雨后的深刻遗憾
作者：南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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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居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援照法国饶神父（一译贝萨奇Jacquinot de Bessage）在上海市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的先例，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安委会有一二十人，大多数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和中国人。譬如金陵大学的董事长杭立武就是最早倡言成立安委会的中国人，他任总干事，但不久因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他就离开了南京。安全区亦称“难民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占地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二十五处难民收容所。南京沦陷前后，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职业是教授、医生、牧师、企业主管，战争前在南京的生活都很安逸，当时的物价水准，有一点钱就生活得很好。据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的调查，他们甚至不十分害怕日本人，倒是中国义和团的过激行为给他们留下过心理阴影，所以一度他们担心难民区内会有不测举动。但是日本人入侵南京的暴行，使得他们不顾一起地奋起保卫南京难民，安全区先后涌进了二三十万人，不说其他，光吃喝拉撒以及医疗就是天大的问题。
二十几个外国人，面对这么多随时都可能遭袭的中国难民，奋勇挺身，其艰难可知，其可歌可泣可知！
以两个外国人为例：
一是主席拉贝。拉贝于1882年11月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中国，受雇于西门子洋行中国分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拉贝当年信仰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并担任这个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拉贝命运的波折也就在这里。一个纳粹党徒，居然靠他的良知（也包含他的外籍身份和纳粹标志的臂章）佑护了数不胜数的南京难民。因为日本和德国是二战中的轴心国，日本人对这个在安全区内外阻挡他们施暴的顽固而勇敢的“纳粹”简直没有办法，拉贝后来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但，迄今知道拉贝及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二十多个外国人巨大历史和人道功绩的，要比知道美国飞虎队的少得多，比知道白求恩大夫的就更少了。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于1938年回到德国，返国之初，他受到许多褒扬，在柏林，德国总理公开赞扬拉贝在中国的工作。拉贝荣获红十字勋章的服务十字；在斯图加特，获颁更高勋章——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颁发他红白蓝三色颈项钻石勋章。5月，拉贝在德国各地演讲，公布南京大屠杀并播放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录制的影片。6月8日拉贝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先后遭到苏联人和英国人的逮捕与审讯。他陷入了一段冗长的“诉请脱离纳粹”的过程，贫病缠身，生活一度极为拮据，甚至要靠野菜树叶度日。1948年，拉贝困顿的消息传到中国，大屠杀的幸存者几天之内就募集了约合当时两千美元的旧币，购买了大量的奶粉、腊肠、茶、咖啡、牛油和果酱等，整整四大箱发寄德国拉贝，使他及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1950年，拉贝因中风去世。拉贝后人提交的《拉贝日记》成为日军在南京屠城的一个有力佐证。
二是魏特琳，中文名为华群。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的教育系主任，代理校长。她是美国传教士，生于1886年。1912年从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合肥一所女子中学办学传教；1919年至1940年5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院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导主任、教育系主任，两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因为她的救助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救助，难民们尊称她为“活菩萨”。
魏特琳于1940年夏初回到美国，在南京夜以继日的救难工作及难忍的精神刺激，她的健康已经完全损坏。船行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就数次企图跳海自杀。到美国她进了爱荷华州的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又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协会到印地安那波利斯工作。她的家人想要去看她，她写信说很快就会回到密歇根州老家去看他们。发信两个星期后，魏特琳逝世。这是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南京仅仅一年，她在家中用胶带封闭门窗，拧开瓦斯自杀。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安委会和红十字会成员共有十五人，外加九人共有二十四个外籍人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另外在此期间进入南京一段时间的还有十五人，总共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亲历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中，有不少为解救南京难民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其余也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文字、图片或口头证据。我们已有一些文字和影像在反映国际友人当年的献身精神和人道情怀。但是，类似《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巨制尚未出现，甚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淹没、淡化了他们的巨大功绩。过去的某些文艺作品，受意识形态辖制太深。如今，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应该正本清源，正确反映二战及所有战争历史，更应该像普世文化看齐，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史实和人道关怀的鸿篇巨制来。事实上，二战过后，比邻前苏联都不断有类似《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等令人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我们应持之以恒地从历史、文艺等多重角度，反映我们苦难、艰窘而复杂的流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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